新疆自驾游价格联盟

【往事】袁林:我的岳父饿死在夹边沟

师大门下2019-06-25 03:11:34

编者按:最近电影《归来》正在热映,改编自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推荐这本小说,同时也推荐一本书,《夹边沟记事》。

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或者几个“陆焉识”,也都有几个“冯婉瑜”,那是一段值得铭记和追问的历史。

文/袁林

(袁林,任教于陕师大历史与文化学院)

  终于来到了夹边沟。

  好多年前就想来这里,不仅因为我的岳父饿死在这里,――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我必须与妻子一起祭奠一下他的冤魂,当然,也要同时祭奠其他1500位冤魂,1959-1960年,他们一起走向了彼岸。也因为这里埋葬着一段历史,我们必须拜谒这段历史,由此才知道今天的路应当如何走。在我自己心中,不到夹边沟,不拜谒那段历史,多少有一些负罪感,我们似乎有点忘记他们了。

  2008年7月24日晨,我与妻子租车离开酒泉。夹边沟在酒泉东边,稍偏北,大约28公里,由此往北行,可以到达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司机没有走直达卫星发射基地的大道,而是沿北边一条平行的道路前进。时值盛夏,但隐约可见祁连山山顶的积雪。行进在酒泉绿洲地带,路边玉米、向日葵和各种果木郁郁葱葱,水渠中时见流水。空气清新,满目苍翠,这一番宜人景色是城市中见不到的,当然更难与饥饿联系在一起。

  很快,正前方出现“酒泉夹边沟林场”牌坊。再前行一段,又有一牌坊,上有“夹边沟”三个大字,鲜红欲滴,有一些革命年代的感觉,多少给人以恐怖的印象,这些牌坊好象是近年新建的。到林场办公院,只有一位妇女在做饭,办公院两边是林场职工的住宅,一家一个小院。询问得知右派的居住地和墓地都在附近,用铁丝网围了起来。

  我们先去了墓地,那是一片戈壁滩,铁丝网包围起来的面积大概有两平方公里。进门不远,就看到两处祭奠痕迹,几块小石子堆在一起,前面有打碎的酒瓶。祭奠者不知道自己的亲人究竟葬在哪里,只好堆石为墓,以寄哀思。往前走,还可看到祭奠痕迹,石子堆在大风的袭击下多已平坦,食物之类早已不见,只有打碎的酒瓶还保留着。有一处是两个啤酒瓶,一只剩余残片,一只完好,瓶口未开,但其中啤酒蒸发殆尽。现场已经看不到墓堆,只有一个个浅浅的坑,密密排列,一些坑的表面可以看到辞世者的遗物,有棉被、褥子、绒衣、棉絮,裸露地表者均已褪色,变成灰白,一处埋于地下的褥子(或床单)还保留着原色,红白大方格相间。其实到1960年下半年,残存的右派已无力挖坑葬埋逝去的同伴,有的直接被抛尸荒野,或有饥饿者割肉而食,多被狼群掩埋腹中。极少数被亲人火化后带回,杨显惠先生《夹边沟纪事》中的“上海女人”是一个,我妻子同学的姐姐是一个。她将自己父亲的遗骨火化后迎回了兰州,绝大多数无此幸运。“由于死难者掩埋十分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当地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地狱之行》)他们究竟被移尸何处?不得而知。于是我们也堆石为墓,奉献祭品,纸钱线香,祭奠被冤屈的岳父。

  转回林场,在现有住房的后面有一小山包,也被用铁丝网围了起来,通往此地的路铺上了水泥砖块,以利行走。现存的地窝子只有十来个。前面几个大一些,人稍低头即可进入,里面按监狱通常的人贴人睡法大概可睡十来人。壁上还可见放置油灯的凹陷,但是不是原来右派们所用的,已无法得知。这些地窝子也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地上的羊蹄印说明后来曾用为羊圈,墙壁抹泥面上隐约有一些字迹,但多看不清楚,有一处是“红卫兵”三字,尚可识别,其中“卫”加上了“亻”旁,这又是一段历史了!后面几个地窝子则又矮又小,高1米上下,洞口与里面高低差不多,其内大约两三平方米,大概是一二人所居。酒泉冬天奇冷,可达零下二三十度,如果说大地窝子还有可能生火的话(据杨显惠先生《夹边沟纪事》,似乎大地窝子也未生火),小地窝子绝无生火可能,饥饿到浮肿,又遭此寒冷,右派们是如何煎熬度日的,想想也让人不寒而栗。

  在林场职工的指引下,我们也找到了原劳改农场的旧房子,只保留了三排,“冂”形排列,独成一院,这显然是管理人员的办公地点或住所。铁栅栏门紧锁,未能入内。据曾来此地的许国康先生文章记述,其中有两间是卫生室。1960年末,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消息终于上达中央,监察部部长钱瑛率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2月2日,中共西北局召开兰州会议,将原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从1960年12月31日开始,夹边沟右派被分批遣返,这时, 3000名右派只有1500名存活,一部分生存者已如僵尸,走不动路,上不了火车。全部右派遣返后,劳教农场专门留下了一个曾经是医生的右派,正是在这两间卫生室里,用了6个多月时间,“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历。”1500名饿死者的死亡原因都是正常的: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等等。编造病历者说:“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常的,无可怀疑的。”他还把自己与现今的造假者比较了一番,自我调侃说“如果给造假的人评职称,我应该评大师,应该颁发巨奖,享受国家级专家的待遇。”(《夹边沟纪事·医生的回忆》,第149-150页)

  这一段历史已经被人们忘记了。在酒泉,我们问过许多人,他们对夹边沟的往事一无所知,即使夹边沟林场职工,因来此甚晚,也说不清楚,他们的知识源头似乎也来自杨显惠先生的著作。感谢夹边沟林场的职工,他们修路、围铁丝网,着意保护这些遗迹,这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把它完好地留给后代,让他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人到底是老了,喜欢回忆年幼时的事。感谢杨显惠先生,感谢丛维熙、张贤亮、和凤鸣等诸位先生,是他们又让我回到了那个时代,又看到了那些湮灭已久的往事。在他们的记述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饥饿,是饥饿力量之强大,是饥饿对人性的扭曲,是饥饿对所谓精神独立性的完全剥夺。各位如果有兴趣,想回忆一下那段历史――现在有条件“回忆”的人已经很少了――或者想了解一下那段历史,请读读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纪事》(后增补为《告别夹边沟》)、《定西孤儿院纪事》、和凤鸣女士的《经历——我的1957年》、丛维熙先生的《走向混沌》、张贤亮先生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些催人泪下的泣血叙述,至今读来仍令人震撼。这些文学作品比众多历史著作真实得多,深刻得多。

  先说说我自己的经历。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正上小学三、四年级。大约1959年春夏,饥荒在城市里也有了明显的征兆。家中的铁锅等炊具已在“大炼钢铁”中被收走,只能吃大灶。作为长男,打饭往往是我的任务。我记得很清楚,很多次一手拿一个脸盆,用于装饭,一手拿一包苍蝇,用于完成“灭四害”任务。这包苍蝇扔进食堂门前的筐中,才能进食堂打饭。当然,那时的老百姓真好,大多是认真地打苍蝇,做假大多是当官的干的,但已经有人做假,调皮的我就是其中之一。有时不想打苍蝇,或者打不到苍蝇,偶而也会包一个空纸包,用来“换饭吃”。食堂的饭菜可能有很多样,但在我记忆中,似乎永远都是清汤寡水的汤面片,美其名曰“棋花面”,里面伴以切成大块的连花白绿叶。这是一种比较容易生蚜虫的蔬菜,因此打完饭回家的路上,眼前总是无油的汤上面漂浮的蚜虫。我们家当时是城市户口,有定量口粮,居住于省会城市兰州,所吃食堂是省级厅局的内部公共食堂,尚且如此,其他性质的公共食堂可想而知。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从外界获取的能量又偏少,于是“悠悠万事,惟吃为大”,我最早的独立“学术”思考便与吃联系到了一起。那时上小学三年级,同桌是省军区一个官员的儿子,身体壮硕,面色红润,每天早上都带两个大白馒头,不知他是否已经吃过早饭,但很多时候可以与我进行一场原始的贸易交换。他喜欢玩“金爬牛”,一种带彩色斑点的天牛――树木的害虫,榆树上特多,而我会捉,于是早上一有机会,我就想办法捉“金爬牛”,然后交换他半个或一个白馒头。我总在想,他有大白馒头而我却没有,为什么?这对于我是一个重大但又无法解决的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阅历的丰富,渐渐对饥饿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和认识,其中许多事情是绝好的小说素材。我经历过食物被抢,至今仍然惊奇,饥民从我手中抢去馒头后,竟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塞进嘴里,咽入肚中。我曾在一个身材很矮、其貌不扬的农民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得知他的妻子竟然是一位国家干部(可能也是一位右派――待考)的遗孀,丈夫饿死了。他说,自己是老光棍,60年用一袋炒面领回了一个老婆,捎带还有两个女儿。我们俩躺在炕上,他自豪地指着窑洞上面放的棺材板说:“两个女儿都说了婆家,用彩礼给我们老两口买了寿材,柏木的!”。我也曾从一位参加过甘肃省通渭县(属定西地区)救荒工作队的大夫口中得知,当地确实有人以尸为粮,用盐腌在缸里,工作队强制掩埋掉,但据说因为救荒粮食跟不上,仍有人挖出来继续吃。甘肃在全国是饥荒重灾区之一,而通渭县所在的定西地区又是甘肃重灾区之一,饿死人很多。1960年西北局兰州会议决定“抢救人命”之后,定西地区办了许多孤儿院收容饥荒遗孤。一般来说,饥荒死人的多少与该地区主要官员的人性丧失多少成正比,而甘肃当时的省委书记张仲良就是一个人性丧尽的东西。

  毕竟有固定口粮,又在父母的多方呵护下,――进入老年,对父母呵护才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勒紧自己的腰带,将食物留给我们,而我们却没有尽多少孝心。――我没有浮肿过,距离饿死当然更远,因此对饥饿的感觉实际上还非常有限,更遑论饥饿对精神之摧残。感谢杨显惠、丛维熙等先生的著作,他们使我知道了这些。从来不偷的人成了贼,为了一口吃食可以采取种种手段,甚至陪大师傅之类有些许特权者上床,不要颜面去吃他人的呕吐物。当然也有些人,或本性使然,或被迫堕落,以出卖、陷害他人谋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其实,在念书人当中,这类人物并不缺乏,一旦有了涉及生存的外界压力,这类人还会占有相当高的比例,甚至会争先恐后。诸如此类的记叙,使人震撼、心碎,各位可以去读他们的书。这里只举一个被饥饿所扭曲的知识分子的痛苦灵魂,见于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纪事·医生的回忆·马大哥》(第152页)。王鹤鸣先生出身于世代诗书之家,曾祖、祖父是举人,父亲是进士,自己是美国留学生,曾任甘肃省天水地区政协副主席。1959年春,劳教农场饥荒已现,偷盗食物渐成风气,但他从来不偷,别人偷食物给他,他也从不接受,保持着一个念书人的基本尊严。后来大批右派饿死,他却活了下来,离开农场时谜底才揭开,靠偷马料存活了下来。他按照一个念书人应有的礼仪,最后给每匹马恭恭敬敬作了个揖,然后说:“谢谢马大哥,在下王某对不起你了,叫你受委屈了。”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精神的独立根基于肉身的独立,而肉身的独立取决于基本的生存条件,让一个一直处于饥饿状态下的人保持精神的独立,一般来说应当是幻想。有人要说,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朱自清“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但问题在于,他们一直养尊处优,吃得非常好,偶而发生一点缺粮,且尚无饿死之忧,当然可以保持一种高姿态。把他们放在夹边沟农场或者清河农场试试?“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念书人的理想追求,但其前提却是经济的独立。真正能按兴趣做学问的人,在古代是有几百亩土地的地主,不求于人,别人也拿他没办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条件当然不光是吃饱了饭,而且还有半斤猪头肉、四两西凤酒下肚,摸摸肚皮、剔着牙缝,采菊花、望南山,优哉游哉,写出好文章来。现在学问日见邪门歪道、穷途末路,就在于可以“优哉游哉”的条件极难得到,因而也极难见到五柳先生一类人物。如果我们硬要学他一学,办法之一当然是先混一个基本衣食不愁,例如挣一个教授头衔,然后再如易中天先生所说:“豁出去,就能了”(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切不敢基本生存条件未得保证而“豁出去”,追求精神独立,那么倒楣的就只能是你自己了。

  我没有见过岳父,他身陷囹圄之时,我妻子还小,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被送走,彼此永别。一个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大学生,兰州医学院的教师,能干了什么而遭此灾呢?杀人放火、抢劫银行?既无此胆,也无其力。贪污受贿、化公为私?无此地位,缺乏条件。别人曾对我妻子说过,他是“吃了嘴上的亏”。稍微知道一点那段历史的人马上就明白了,这是“阳谋”的结果,以言获罪。念书人其实最糊涂、太天真,让你提意见,你就提意见,然后轻而易举再把你引入地狱。55万右派,55万糊涂人啊!关于“阳谋”,我还可以补充一个细节,听我父亲讲,有一次甘肃省委组织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座谈,省委书记张仲良亲临,省林业局去了我父亲和另一位高级工程师。他们偶然发现,在屏风后面有两台钢丝录音机。那时录音机非常稀罕,于是互相提醒,今天说话小心一点,多说好话。是否有人因此而陷囹圄之灾,我不知道,但我父亲躲过灾难肯定与这个偶然发现有一定关系。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凄惨的场景。那是在1980年,我父亲在兰州饭店开会,我去探望,见到了父亲的一位老同事,他们都是甘肃省林业局的工程师。谈着谈着,这位60来岁的老头痛哭流涕。事后我才知道,他被打成右派,此后妻离子散,下放劳教,至今孤家寡人一个。我曾问父亲如何躲过了这一劫,他说当时他的任务是陪苏联专家考察甘肃林业,差不多一年,跑遍了全省,十分辛苦,但幸而免灾。事后想想真后怕,如果父亲被打成右派,我们全家乃至我自己,肯定都不是后来的样子,或许熬不过那场饥荒。我也曾设想,如果通过时空隧道,把自己放到1957年,结果会如何?推测的结果,依我49岁以前之性格,依我对世事之无知,依我处事方式之僵死,肯定是个右派,而且是“极右”,也会被送到夹边沟去,很快就会往生极乐世界。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50年,但档案仍然没有解密,我们不知道被送进夹边沟的是些什么人。当然,即使档案公布了,我们也很难知道全部真相,夹边沟饿死的1500名右派不是无一例非正常死亡吗?都有完整的医疗档案证明,他们死于某种疾病。大致说来,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人往往是念过一些书,保持某种精神独立、或者是有条件有可能获得精神独立的人,并非一定有多高地位、多大影响。有许多青年学子和一般教师也被打成了右派。据专程去过夹边沟的许国康先生回忆,当时他是兰州大学一年级学生,他们班被划为右派的同学有9位,他就读过的天水一中高中部42名教师竟有22名是右派(许国康《去了一趟夹边沟》)。被送进夹边沟的右派很多在教育系统,例如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天水一中校长任纪文、兰州医学院教授刘逢举、甘肃省卫校副校长文大业,西北师院外语系教授章仲子等等,也有后来成为著名美学家的高尔泰,当时是兰州十中美术教师。当然也有医生、工程师、记者、编辑、政府或党务机关干部,其中不乏老革命、老地下党员,也有为革命落下残疾的革命者。这些人,怎么可能去危害社会呢?怎么会危害到政权呢?只不过说了不合时宜的话,而这些话多是被有意识引导出来的。更有甚者,一句犯忌言论都没有者也被打成了右派。为了达到某种比例数,一些人被打成的右派。甚至有“点头右派”,一人有颈椎病,看大字报时活动颈项,被指为赞同右派言论,从而归入右派行列(丛维熙《走向混沌》,第187页),这真是《笑林》的绝好续篇。

  这一切,其实就是要造成一种氛围,绝对的集权,绝对的服从,不再有独立人格,不再做任何独立思考,从而不再有“胡说八道”。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划出了55万以知识分子为基本成份的右派之后,又把知识分子归为“臭老九”(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打入另册。这一政策也确实改造了相当大一批知识分子的灵魂,使之自以为有罪,从而自觉成为绝对服从的“螺丝钉”。有一右派分子,人已过世,故隐其名,被关囹圄若干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终于获得自由,被摘掉了帽子,回到大学继续任教,然后到处演讲,俨然名人。他演讲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把祖国比作母亲――这当然完全正确,然后把自己被打为右派称为“母亲打了自己的孩子”――这真是糊涂透顶。难怪另有名人说,他应当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再关二十年。

  对于这一段历史,随着当事人逐渐辞世,渐渐被人们淡忘,真实的细节渐次泯灭,只剩下了一些概念化的记叙,而且往往是歪曲的,历史从而逐渐变得无法再现、不可理解。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远逊于现实主义作家的短处。当我们依据一些 “断烂朝报”,凭借类似夹边沟病历的“假冒伪劣”,信心十足地进行“历史研究”,洋洋得意于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其实往往是既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还给后人造成了假象。

  现在有一些人对那个时代屡有赞誉,要回到那个时代,要使用那时的手段解决现实问题,这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在那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进出口”。一是“进口”不足,吃不饱,且不说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1960年前后的饥荒,其实从1958年到1976年将近20年,一般老百姓、特别是农村人口,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饥饿之中,勉强度日,我长期生活过的甘肃尤甚,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1972年前后的粮食产量低于1949年。一是“出口”阻塞,不能说,动辄祸从口出,不知哪个地方就会犯忌,甚至葬送自己性命,更不可能真正去“关心国家大事”。这种状况至少从1957年维持到1978年,超过20年,整整一代人。

  应当感谢邓小平先生,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尽管经济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应当说“进口”问题已基本解决,完全改变了前一个时代饥荒频仍的局面。有一些人觉得,前一个时代虽然贫穷,但比较公平,贫富差距不大,这又是一个严重误解。那个时代的经济特征之一,是社会等级决定分配收入,是“贵而富”,而不是“富而贵”。同一等级之内差别较小,但不同等级之间差距甚巨。如果你不幸是农村户口,那么必然收入只有城市户口的十分之一上下。就我自己说,一整天劳动的收入,当农民时是0.11元,当工人时是2.08元,接近于20倍。如果你更不幸,被打入另册,戴上了诸如右派一类的“帽子”,那必然要徘徊于生死的边缘。而如果你能贵为某种官员,则在工资之外必然有不计入帐内的大笔实际收入。再讲一个切身体会,上世纪80年代初,一般青年教师求一间房都很难得到,我也属求房而不得之列,故对住房极为敏感。我曾陪赵俪生先生去某省人大主任的家,――他们曾是山西抗日时的老战友,但后来一为官,一为学,生活轨迹便截然不同。――住所为一长方形二层楼建筑,好象有十来间房子,供其一家使用,环绕平房有十数间,归保卫、炊事、司机、勤杂等服务人员使用。我第一次见到一家有如此多的房间、宽敞的客厅和大屏幕彩电,瞠目结舌之状,难以言表。当然,就同一等级内部,差别其实也不小,例如党政工作人员,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比高时达到31:1,低时也有25.5:1,尚不论其他隐性收入的巨大差别。至于“出口”,现在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与前一个时代相比,已经是天上地下,迥然不同,否则仅仅眼下这些文字,就足以把自己三次送入夹边沟。当然,今天有一些社会问题非常严重,甚至有可能带来某种危机,必须设法解决,但解决办法应当基于对今天社会现状的研究,通过改革开放寻找出路。试图从前一个时代谋求解决办法,借助于光辉的亡灵和强大的集权,决不可能成功,走回头路只能是南辕北辙,绝路一条。

  比较两个时代,还有一个深切感受:改良优于革命。革命在社会大动荡之后,往往又回到了起点,而改良步幅虽小,但进一步就是一步。我们应当珍惜目前所取得的社会进步,促进这一社会环境的继续改善,各自尽力,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积极推动社会改良进程,特别是“进出口”两方面的改良,积沙成塔,积腋成裘,逐渐使社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夹边沟,我的好老师,它让我知道了许多,又思考了许多,好象又明白了一些。

微信公众号【师大门下3000蜡烛】

(第056期)本期轮值主编:王歪

Copyright © 新疆自驾游价格联盟@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