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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在国、共、日之间博弈(1935-1945)

新新史海春秋2021-03-02 16:48:34

民国作为一个时段不过38年,其时代特征在政治方面的最显著表现是“分裂”,包括列强侵略导致的租界与失地,地方实力派造成的“独立王国”,还有党派纷争形成的“根据地”等。民国几乎就没有真正统一过。多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与博弈也因此成为民国政治的常态。探究民国政治不能不解析这样一种“非常”状态的政治常态。

 

本文试图以1935-1945年间山西阎锡山在国、共、日之间的博弈为个案展开探讨。

 

1935年,阎锡山面临两大新的变局:一是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二是日本加紧推进华北“自治”的步伐。两者均对他构成巨大威胁。除此之外,阎还面临国民党中央谋求“统一”的压力。阎必须在日本、中共和国民党中央的“夹缝”中求生存。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山西的处境最为艰难。不过“夹缝”并非总是“夹击”,“夹缝”之间亦有空隙可钻,有策略运用的空间,若运用得当,有时也能游刃有余。与其他地方实力派相比,阎锡山与中共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复杂,既要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又要谋求各自的生存和发展,相互之间既有斗争冲突,亦有妥协利用。阎锡山与中共的互动关系,可看作是阎锡山与毛泽东之间的博弈。但阎锡山与毛泽东的博弈并非两人之间的对垒,实际是多个对手之间的相互较量。最常见的是阎锡山、毛泽东、蒋介石与日本之间的互动。多方互动的格局,其中一方的行为选择常常导致多方的策略联动。他们各自都随着不断变化的时空条件,利用时局给他们提供的机会和限制,观察和分析各方的意图和策略,以调整和决定自己的应对之策,力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由于这种互动关系的纵横交错,一篇论文势难全面翔实地呈现。本文试以阎锡山为主轴,粗略描画其与国、共、日三方的博弈,尝试从一个侧面揭示中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政局的多元复杂面相。[①]

 

本文的资料来源,中共方面主要利用《毛泽东年谱》;国民党中央方面主要利用蒋介石日记;阎锡山方面主要利用《徐永昌日记》。徐永昌自1931年秋至抗战爆发前担任山西省主席。当时阎锡山是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下辖山西、绥远两省,徐称得上是山西的二号人物。抗战爆发后不久,徐转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但与山西各方人物仍有密切交往,故其日记有大量阎锡山与山西省政内情的翔实记录。相比之下,阎锡山本人没有留下类似的日记。[②]徐永昌所记,自然难免有立场局限,但亦有冷眼旁观的优势,是研究阎锡山的重要史料,值得重视。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与山西仅一河(黄河)之隔。在此之前,阎锡山对中共已有一定的认知和警觉。据徐永昌称,1934年秋冬以来,阎锡山与他多次讨论共党问题。阎感慨地说:“我国科学落后,对日则力不如人,对俄则主义不如人。”[③]但在徐永昌看来,“阎先生总是知顾虑而不注意处置,甚至谓倡物产证券即所以彻底防共也。”其实阎锡山推行的“物产证券”不过是一种货物本位制,目的是抵制金银货币,混杂着某些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当时日本方面“因阎先生倡物产证券,颇疑其倾向苏俄”[④]。阎锡山自己居然认为其“物产证券”可以“彻底防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在徐永昌看来,阎对共产党既恐惧,又不切实防范。阎认为民众绝对“倾向共党而不向官方”防共的效果很少;对于南京中央要求他“协剿陕北匪”他以为不是自己的事,最后只答应出兵一旅。徐永昌对此感慨道:“(对陕北共匪)中央不甚着力固有其相当理由,独阎先生对之,时紧张,时推委[诿],论到匪之可虑,比任何人都觉吃急,论到防剿又比任何人都以为无法。此真令人难解而难耐也。”[⑤]

 

1935年夏秋,随着中共势力转进陕北,阎锡山才真正重视防共。8月12日,阎锡山在“绥署省府扩大纪念周”讲话称:“我昨天接到友人来的一封信,他建议防共须全体动员,即须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军事防共,一齐进行是也。这个建议,实在是很对。盖共产党是挟思想、民众、政治、武力,而图夺取政权者……故吾人亦必须拿上思想、民众、政治、武力之全体力量,始能抵抗共党。”[⑥]阎的防共举措,主要有三:一是政治上提出“公道主义”成立“公道团”;二是经济上实行“土地村公有”;三是民众组织方面办理“防共保卫团”。据徐永昌观察“阎先生对共党问题之严重,说的如矛之无坚不摧(余以为未必,且亦不必如此讲);说到土地公有、防共保卫团等,又如盾之无锐不挫。在徐看来,防共首先靠军队,而阎锡山并不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如无对共产党的好对策(指土地公有),训练亦无益”;“防共只要分配土地,共党即无办法”。也就是说,阎锡山防共的重心不是放在军事上,而是放在政治上。徐永昌感慨地说:“蒋先生论剿共须七分政治,阎先生以为必九分。”[⑦]阎锡山比蒋介石更重视政治防共。

 

当中共势力接近华北之际,日本亦加速推进华北“自治”的步伐。早在1933年秋,日本方面就开始派人做阎锡山的工作,希望阎“与日本有一种协商或得其协助之必要”,被阎锡山和徐永昌“婉言谢之”。[⑧]1934年春“日本人来晋者无间断”,日人希望阎出面“主持”华北。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等亦有“请阎先生替华北作傀儡”之意。当时各方多疑阎锡山要勾结日本,而徐永昌则以为“无论如何阎先生总不至于不爱国”。[⑨]从《徐永昌日记》的种种记载看,这一时期的阎锡山确似无意与日本妥协或勾结。据阎锡山判断“日必欲于五年内美海军未盛时先败俄,所以今日言俄日冲突,非俄迫日,实日求速战,以免五年后之败,依此而言,日既不信南京政府对其能友善,故于未对俄开战,先求得华北有把握。此日必争之着,华北决难幸免。”[⑩]当时日本在华武官确放出风声,称日本为了进攻苏联而必先“安定”华北。阎锡山的绥署秘书长贾景德告诉徐永昌,数月以来,日本方面屡有表示“决不能坐待日俄战时令中国袭击其后路,为自救起见,不能不造成华北为日本绝对友谊区域”,为此正告山西“今日华北,阎先生如能领导之与日谋妥协固甚佳,否则日本亦自有法。”徐永昌还听说,由于关东军做成“满洲事件”而在日本国内地位骤高,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亦时时想做成华北独立,想藉中国事件立功。日本方面还明言,阎锡山“素好变”,“太滑”,“难信”。[11]阎锡山自然感受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不过令徐永昌欣慰的是“阎先生始终取谨慎态度,至可敬也”;徐还赞许阎“对日本之认识可谓十二分真确”。徐永昌担心的是:“共匪若至陕甘时,山西将成红白夹击之局。”阎也深感在“红白夹击”之间左右为难:“(与日本)决裂恐一败再败至于不可收拾,忍辱恐全国瓦解”;“联俄必至于共产,亲日则日不信”。在徐眼中,阎锡山虽然“好谲好诡,其爱国则不后于人”。[12]

 

除了来自中共与日本的威胁,阎锡山与南京中央的关系亦十分微妙。阎每每叹惜“中央对晋绥,如继母对子女”;同时又声称“蒋在今日惟惧阎一人耳”。[13]据与阎锡山亲近的贾景德观察,阎锡山一直存有问鼎中央、“非拿到中国全权不可”的野心。徐永昌也认为“阎先生病在领袖欲过盛”。[14]1935年6月中旬,南京军事委员会致电阎锡山,“谓日人步步迫逼,尔后应付方策极须妥筹,请阎先生发表意见。”阎复电指责南京中央,“历述中央过去之失策,义愤填膺,以为今日玉碎无可碎(前年抗日尚可玉碎),瓦全不得全(蒋先生不能折衷克己谋团结所致)”[15]8月初,张学良与两广相约,试图联阎逼蒋下野,许诺事成之后请阎到南京组织政府,阎一度心动。[16]不过,10月下旬,当蒋介石入晋访阎,阎表示拒绝参加华北“自治”运动,并应允赴南京参加国民党大会,以示共赴国难的决心。蒋介石因此认为阎锡山“深明大义”,感慨“其晚节自励,殊为可慰”。[17]11月24日,蒋阎会谈,阎表示对华北愿负责处理。阎的表态,使蒋感觉华北局势有转危为安的希望。蒋介石担心“中央对华北既不能派兵镇慑掌握,又为倭寇藉此以威胁”,则不如将华北全权付与阎锡山,“使之应付,以谋一时之相安,如能耐过明年,则困难可以渡过矣”。[18]1936年1月,蒋介石任命阎锡山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蒋寄望阎能帮他安定华北;阎也认识到仅靠自己的晋绥军是无法对付日本与中共的,必须借助蒋介石的中央军。故当2月中旬广东省主席陈济棠派人来太原商约联合倒蒋时,阎严词拒绝了。[19]

 

中共红军抵达陕北后,因当地自然条件不适宜发展,非军队久驻之地,必须继续进行战略转移。中共拟定的战略目标是“靠近外蒙”“打通苏联”。毛泽东认识到“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唯一的出路是向东,只有取阎锡山为对手,向山西发展;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希望通过“东征”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也解决红军的给养和扩大等问题。[20]1936年2月18日,毛泽东、彭德怀下达“东征”山西的作战命令。“东征”前夕,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21]从诗词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自信与对中共革命前途的乐观。

 

值得注意的是,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第一判断是,蒋介石与张学良合谋联俄,并驱使共军渡河入晋。[22]而蒋介石的第一反应则是:“赤匪窜晋,使晋阎反赤恨匪,不致再存与共匪妥协……乃加干涉,则逼晋共妥协,是倭之所患也,故其祸不至于激变。唯早准备入晋部队耳。”[23]阎锡山因为怀疑蒋介石、张学良串通中共对付自己,故在与红军交战初期,徐永昌建议请蒋介石从河南调中央军助剿时,阎锡山不愿意。当张学良主动来电“拟助晋剿匪”时,“阎先生大怒,以为必无好意”。不仅如此,阎锡山还疑惧河北宋哲元的部队受日本指使,借剿共的名义进入山西。[24]阎锡山向来具有强烈的地方主义自保意识,而此时所面临的困境,则不仅要剿共、防日,还要防范蒋介石的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宋哲元的势力进入其所统辖的山西和绥远。尤其是对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把握不准,阎既担心蒋令他“联共拒日”,又担心蒋“令我们悉数去抗日,他来剿共”。[25]时任绥远省主席的傅作义也认同阎锡山的看法,“极反对调中央军助剿共匪,以为宁舍绥远,不守亦不可调中央军”[26]。对中央军的防范心理极为强烈。

 

蒋介石判断阎锡山“恨匪反赤”,不大可能与中共妥协,并认为日本不大可能出兵干涉(因日本担心干涉反而可能“逼晋共妥协”),也深知阎锡山对中央军的防范心理,故蒋虽准备了入晋部队,却并不急于派兵主动援晋。直到3月初晋绥军遭受中共重创之后,蒋才令黄杰、关麟征、卫立煌等率师入晋助剿,3月下旬又派陈诚担任入晋中央军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显然很好地把握了中央军入晋的时机,知道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才会接受中央军大规模开入。

 

日本方面正极力推动华北五省(冀、察、鲁、晋、绥)脱离南京中央政府,故不愿任何外部势力进入华北。无论是中共军队“东征”入晋,还是国民党中央军“助剿”入晋,日方均不乐见。3月20日徐永昌日记载,有日本武官约晤阎,谓奉其陆军省命令向阎致意,主要表达两点意思:“一、共匪赤化山西,日本不能坐视;二、中央军于剿共后不出山西境,日本不能默视。日方的意思非常直白。不过正如蒋介石所预料的,日方的威胁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不大可能真正出兵干涉。阎锡山显然也洞悉日情,对日方拟取“软来则‘不理’、‘忍耐’;硬来则‘与拼’”的对策。徐永昌也认为,“对日人胡缠,阎先生态度极是,意志亦十分坚定。”[27]

 

中央军入晋后,陈诚沿袭在江西时期剿共的经验,主张采取碉堡政策,将红军在山西围而歼之。徐永昌认同陈诚的战术。阎锡山则认为“围”并不符合山西的利益,“真要围剿,山西就完了”,因为“圈在一处被其赤化,这地方永远剿不了”[28],故主张“追”,“迫匪西去”,将红军赶回陕北。[29]

 

由于中央军优势兵力的加入,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毛泽东、彭德怀于4月28日下令红军退出山西,5月上旬,红军全部返回陕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阎锡山实现了“迫匪西去”的战略意图;中共方面则未能达成“赤化山西、打通苏联”的战略目标。中共的官修战史通常认为此次“东征”的成果有二:一是政治上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二是军事上补充了新兵8000余人,筹款30余万;消灭国军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炮20余门。[30]

 

徐永昌对这次与红军交战的总结值得注意。他分析双方投入的兵力,红军方面约1.5万至2万余,而中央军加晋绥军等不下15万人,而结果,“共匪此次除损一匪首刘子[志]丹外,可谓全胜而去。”[31]他感慨道:

 

赤军晋陕不过两万余,我十数万大军无如之何,且时遭打击与骚扰,设此两万余窜入东(三)省或朝鲜,是否日本亦须动员十五万或二十万兵与之长期周旋,抑以三五万即可消灭之。如前说,则有如赤军者五六万立可使日本全国坐困待敝[毙];如后说,则我十五万不敌人三五万,此如何能轻言抗日者。所以我不消灭共产到某程度不足言抗日,而我不能消灭共匪亦不配言抗日。[32]

 

约半年后,徐永昌再次感叹:

 

国军由江西追剿共匪至湘、至黔、至滇、至川,今由甘、陕入宁矣,如无新方策,必至由绥而察、而冀、而鲁豫、而苏皖,似此跳梁,国家社会其何以堪。[33]

 

徐永昌从这次与中共军队的交锋中得出的对中共实力的认知,值得史家注意。因为在后来很多人的印象中,西安事变前的红军已是穷途末路,不堪一击。由于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才保全了红军,给中共以起死回生的机会。[34]徐永昌发表这番感慨时,正是西安事变前夕。在他看来,红军的作战能力非同一般,十倍的国军也无如之何,照此发展下去,将席卷大半个中国。据徐的描述,阎锡山对中共能量的估计更有过之:“阎先生大申说共匪如何如何厉害(每日如此,情况愈急,说的愈凶,与过去说共党一样,必说的无论如何无办法。”“阎先生对于共党学说之可惧,惧到万分。”[35]从阎锡山与徐永昌的观察与体认看,西安事变前的中共军队并非后来认知中的奄奄一息,而是具有相当强劲的力量。

 

 

可以说,阎锡山比同时期的很多国民党政界精英和地方实力派更早认识、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中共的“可惧”。当日本的威胁日趋急迫之时,阎锡山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共、对日策略。在阎看来“日可抗,红军不可抗”[36]。有鉴于此,阎转而借助共产党的人才(包括前共产党人),借鉴共产党的办法,以强化自身的统治基础与军事实力。徐永昌如此评价阎锡山:“人谓共党无可惧,阎先生惧之;人谓共党不可近,阎先生近之。”[37]阎确因“惧共”而“近共”。

 

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即是阎锡山在与红军交战之后所做的“近共”“师共”的大胆尝试。据徐永昌说,牺盟会最初是张慕陶替阎锡山策划成立的。[38]张慕陶做过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和张家口特委书记,后被中共开除了党籍。不过,牺盟会于1936年9月正式成立后不久,阎锡山即将牺盟会的工作交给刚从监狱出来的中共党员薄一波负责。薄一波是山西定襄县蒋村人,与阎锡山的老家五台县河边村相邻,北伐时期加入中共,是太原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兵委书记、中共北方局军委秘书长等职,1931年被捕入狱,1936年9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安排下以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布脱离共产党的方式出狱。阎锡山派人主动联系薄一波,有意利用其共产党人的组织特长来帮助自己运作牺盟会。几乎同时,中共也积极谋求改善与阎锡山的关系。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趁机安排薄一波去阎锡山手下开展秘密的、特殊形式的“统战工作”。

 

大约从1936年5月开始,中共的战略逐渐转变,认识到“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39]。尤其是8月下旬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中共政策的重心转向“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随着政策的转向,中共对阎锡山的方略也由武力攻伐转向“统一战线”。10月,毛泽东指示彭雪枫、刘少奇等人,急需同晋绥弄好关系:“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40]12月2日,毛再次致电刘少奇,要求他速与阎锡山、傅作义接洽,并表示在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的条件下,红军愿意服从阎锡山的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41]

 

徐永昌私下对阎锡山的施政与处事常有批评,但对这一时期阎锡山的抗日态度一再称许,如在日记中肯定阎氏“对日决心极坚,以为大处不能损国土,小处不能损人格”[42]。今天我们仍能从徐永昌的日记中体察到当年华北军政人物所面临的来自日本谋求华北独立的巨大压力。自1935年以来,这种压力越来越强烈。对阎锡山来说,山西是他一生所倾注的基业,早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故对日本人的入侵,势必拼死抵抗。当中共主动提出要和他停止内战,合作抗日时,阎欣然接受。据徐永昌观察,“阎先生始终与共党有些连[联]系,自以为利用之,而彼亦何尝不讲利用。”[43]阎、共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利用,自是实情。基于阎的处事风格,当阎锡山看到降日、迎蒋可能危及他的存在,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时,转而将中共作为新的暂时的同盟者,并借鉴和利用中共的“厉害”以壮大自身,更不难理解。

 

徐永昌并不否认阎、共在面对外来侵略时所共具的民族主义意识。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徐永昌即感慨;“最奇是阎先生亦力主抗战,从前(二十年二十一年间常谈)谓中国经不起日本几点钟攻击云云,此时完全否认,极端认为民气可使,殆气数使然欤?”[44]1939年初,徐永昌又感慨地说;“阎先生多年来总不愿离开山西,但是今番却用着他这一点,恐怕阎先生对国家真正有利的努力这是第一次。”[45]徐永昌虽是一个坚定的反共者,但对抗战初期中共的抗战意志亦十分肯定,声称:“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李德邻部的人次之,其余类多口是心非。”[46]正是双方共具的强烈抗日理念,成为抗战初期阎、共合作的重要基础。无视这一点而仅看到阎、共的相互利用,显然是不公允的,同时也无法理解抗战最初两年间双方的良好合作。由于徐永昌离开山西前往中央任职,故其日记中有关阎锡山的记录大为减少。不过在少数记录中,仍能管窥抗战初期阎锡山的思想倾向以及阎、共关系之一斑:

 

1937年5月22日:早阅太原日报,觉太原充满了左倾空气,阎先生见火便玩,人民危险实甚。

 

1937年10月2日:阎公仍在五台之西会,颇不愿回忻州,盖亦深以朱(德)、毛(泽东)军之主张为然,拟悉(?)军山中作游击战以难敌……

 

1937年11月26日:阎先生电话,对于尔后作战及尔后纪律,以为非有整个政治口号及其计划不可……(阎先生羡慕共军军纪好、能游击,以为这都由政治口号而来,自己又不能也成立共军,所以极力在拟摹方式……)

 

1937年12月31日:阎先生谈话与彭德怀谈话无甚出入也,是说如何组织民众、民众武力、民族革命等等。

 

徐永昌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左倾、羡共、师共的阎锡山形象。有论者指出,抗战爆发前夕,国内出现了南方的上海和北方的太原两大宣传动员民众抗战的中心。上海抗战动员高潮的掀起,是全国的知识精英汇聚于此的结果;而太原所以能成为北方的中心,实在不能不说是阎锡山推动的结果。[47]徐永昌所言抗战前太原充满左倾空气,亦印证了这一说法。而牺盟会的运作更集中体现了抗战初期阎锡山的左倾取向。据当事人薄一波的说法,阎氏筹办牺盟会的策略是:请一位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以山西抗敌救亡活动家、组织家的面目出现;采取共产党的措施和主张,在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话”,组织上戴阎锡山的“帽子”——这样来扩充实力,应付危机,渡过难关。[48]薄一波认为,阎锡山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共产党人给他输血,企图加强他在同日本、同蒋介石的抗衡中讨价还价的资本,同时又可以回过来抵消中共的影响。不过,薄一波承认,“阎锡山的变化,使山西得以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抗日救亡环境。”[49]在薄一波的忆述中,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阎锡山一度给他所领导的牺盟会以相当的信任和积极的支持。“我们可以放手进行工作,工作起来真是如入无人之境。”[50]牺盟会成为一个戴着阎锡山“官办”帽子,实际由中共领导的特殊组织,用薄一波的话讲,“形式是阎锡山的,内容是共产党的”[51],有点类似于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形式(中共党团员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开展活动)。阎锡山显然欣赏、羡慕共产党组织民众和军队的一套办法。他希望通过牺盟会这个组织,利用共产党人帮他组织群众,组织军队,扩大自己的实力和政治影响;中共则以山西特有的“合法”方式,贯彻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开展发动群众,掌握新军,掌握政权,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各项工作。到1939年秋,牺盟会会员发展到近90万人,牺盟会领导下的农救会会员116万余人,另有脱产的农民自卫队、游击队约10万人。1938年9月,薄一波在《牺牲救国同盟会简史》中,曾这样描述山西民众被牺盟会组织动员起来的情景:

 

工作开始了,真如黄河决口,像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几千年来被压抑着的民气觉醒起来了。老百姓过去曾经是除纳粮以外什么都不过问也不晓得过问,现在改变了,他们要实行阎主任的格言“消除社会不平”,“制裁坏官坏绅坏人”,要“组织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宣言拥护“西安事变中的抗战主张与统一战线”。……民众运动也就因此推动了一步,过去非法的东西,现在合法了,过去感到大逆不道的东西,现在认为是抗日必需的东西了,过去认为是“过激”的青年,现在认为是这些“过激”青年真救国呀!一切的一切都起了一些变化。[52]

 

这样的情景与中共根据地的情形十分相似。若没有阎锡山的支持和默许,显然是不可能的。除组织动员民众外,阎锡山还同意薄一波在原有晋绥军之外组建了一支新军。阎锡山将其命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新军于1937年8月1日成立后,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实行民主集权制,强调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均是学习红军的做法。政工干部也全部由共产党员和激进青年担任。到1939年夏,山西新军已有四个纵队,分布于晋东南、晋东北、晋西南和晋西北四个地区,总计发展到50个团,主力部队约5万余人,实际兵力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山西旧军。[53]此外,薄一波等人还进行了地方政权的改造工作,到1938年初,山西全省的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干部充任,其中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54]显然阎锡山与中共有过一段“蜜月”时期。

 

杨奎松对抗战初期阎锡山与中共的关系做过非常细致的研究,尤其对中共统战策略的分析精到而深刻。不过,有一问题尚可商榷。杨奎松认为,薄一波能得到阎锡山较长时间的信任并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是他一直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55]而薄一波晚年回忆时一再强调他当时并没有向阎锡山隐瞒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杨认为薄一波的回忆不可信。

 

回忆录常见问题有二,一是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容易记错,二是难免隐过扬功。主持牺盟会是薄一波一生的重要事功,是否对阎锡山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这样的关键节点当不易误记,似亦无刻意错记之必要。从抗战初期阎锡山抗日、左倾、师共以及与中共良好合作的表现来看,他虽然知道薄一波的共产党员身份而仍予以重任是完全可能的。对好诡好疑的阎锡山来说,薄要较长时间隐瞒自己的身份亦非易事。徐永昌日记中谈及牺盟会时,称牺盟会人才为薄一波、宋劭文、郭挺一、刘岱峰、牛荫冠等,并说“前四人或以隶共党籍,或以过急嫌疑,皆曾入狱经反省者”[56]。可见薄一波等人的共产党员身份当时并非秘密。

 

杨奎松还提到:“无论阎锡山如何千方百计地防范共产党的渗透,极力想把牺盟会和决死队控制在自己手中,牺盟会和决死队相当激进,且有如共产党下层组织的形象,还是显而易见的。”[57]笔者认为,在抗战的最初两年间,说阎锡山如何千方百计地防范共产党的渗透,是不大符合史实的。对面临强敌压境并深知自身实力与中共“厉害”的阎锡山来说,虽对中共有防范心理,但渴求中共相助并愿学习中共的心理应更强烈。毛泽东在抗战初规划红军抗日出动路线时,决定从韩城渡黄河,理由既是为红军安全计,也是“为满足晋绥渴望计”[58]。可见当时阎锡山是渴望中共军队入晋抗日的。

 

当然,对地处贫瘠陕北的中共来说,进入山西更是求之不得,因为陕北向西、向北均没有发展前途,出路只有向东或向东南。1936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红军的发展和行动方向做了这样的分析:

 

我们新的方针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东南,即向京汉路发展。但这在政治上不是抗日的方向,在军事上有很多限制,不甚有胜利的把握;好处是没有自然界很多阻碍,有游击队帮助,可以扩大陕甘宁苏区。另一个方向是向东,即是原来的过黄河。这在政治上是很好的,是抗日的,对扩大红军也有利,但也要估计会受到敌人的限制。这两个方向各有利害,一般地说是向东,向东南比较困难。阎锡山说日可抗,红军不可抗,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59]

 

陕北的东面是相隔黄河的山西。故毛泽东认识到“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 “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60]抗战爆发后,中共的首要问题即是如何与阎锡山搞好统战关系。在商得阎锡山的同意后,八路军三个师均部署于山西:一一五师在晋东北,一二〇师在晋西北,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山西成为中共开展抗战与寻求发展的首选区域。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等,阐述八路军在山西作战的战略意见,指出:华北大局非常危险,河北、山东不久将失陷,中国阵地将变为扼守黄河、运河两线。这一形势将影响到上海战线发生某些变化,南京将被大轰炸,国民党如不妥协必将迁都。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八路军,其次是阎锡山与我们合作。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61]毛泽东深知阎、共合作对中共发展的重要意义,故特别重视与阎锡山保持良好关系。10月19日,毛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等,强调在山西须坚持与阎锡山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12月2日,毛再次指出:“山西仍须着重巩固统一战线,尤其是与阎的关系,特别在日寇缓进、阎留山西的条件下,我们更应避免与其作不必要的摩擦。”[62]

 

中共在山西的活动是通过两个途径进行的,一是通过薄一波在阎锡山体制内运作牺盟会和新军,二是八路军在阎锡山体制外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活动。八路军由抗战开始时的两三万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到20余万人,相继建立了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几个敌后根据地,均是以山西为中心展开的。[63]因为日本入侵,阎锡山要借助中共的力量抗击日本,若没有阎锡山的良好合作,八路军在抗战初期的发展壮大不会那么顺利。对中共来说,山西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其从西北向华北乃至华中发展的重要枢纽。由于在山西成功开局,中共才有进一步向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区域顺利拓展的基础。

 

阎锡山与中共的合作自然是有限度的。他要借中共力量以抗日,学中共做法以强己,也要“师共之长技以制共”。在外界以及阎的自我认知中,他最会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当中共势力在山西的发展及其所作所为侵蚀到他的利益时,当牺盟会和新军的膨胀有可能脱离他的实际控制时,他势必要调整和改变其策略。

 

虽然中共中央积极谋求建立和维持与阎锡山的良好统战关系,无奈八路军和牺盟会的地方与基层干部仍未完全改变过去的阶级斗争式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方式,在发动群众和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难免过于激进,每每引起山西旧派军人政客的攻击,也超出了阎锡山能接受的限度。由于八路军与新军部队发展太快,扩兵和筹粮筹饷直接侵蚀晋绥旧军的利益。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扩大和县村政权的改造,势必与阎锡山争夺敌后地盘。中共党组织的大发展,更对阎锡山构成威胁和刺激。当中共自夸“共产党在今天已形成为华北最大党,八路军也成为华北最大的军队”[64]时,山西原来阎主共客的关系也发生根本性转变,特别是阎锡山直接创建并寄予厚望的新组织(牺盟会)和新军(决死队)也有可能失控时,阎锡山自然无法容忍。

事变发生后,阎锡山致电重庆军委会,请示应对八路军介入事变的处置方针。阎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藉剿叛军名义北上,肃清共党势力”;二是“就事论事,用政治方法解决”;并表示“前者有扩大之虑,后者有养痈之虞,究以如何处理为宜,请核示”。但蒋介石迟迟未予答复,也未公开指责中共。阎只得再向重庆表示:在未得中央明令前,对八路军当“意图避免冲突”,“决不以一区之事搅乱中央全盘计划”。直至1940年1月10日蒋介石始回复阎:“查此次晋西部队叛变,共党否认系其策动,我为振肃纪纲,剿灭叛军,自属名正言顺。阎长官所拟一、二两案,以第一案为妥。”[65]

 

蒋介石的迟疑态度值得注意。蒋的日记显示,自西安事变以来,对阎锡山一直心怀不满。据蒋介石事后提及,西安事变之发生,阎锡山有“促使张学良谋叛”之嫌疑。[66]西安事变善后时,蒋对阎锡山出面调停严加拒绝,称:“此人诚阴险卑劣,不顾大局之徒也。”[67]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将“阎、共、倭、俄”列为自己最头疼的四大问题。[68]抗战爆发后,阎锡山对国民党中央的态度仍无改变。1938年8月28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致函中央秘书长朱家骅称:


山西人选最难物色,盖自十九年以来,凡接近阎先生者,皆不敢接近中央,其接近中央者,皆阎先生所不信任。党务无论矣,即现在卫副司令长官俊如在晋作战区域内之政治党务以及民众组训工作,亦无权过问。其与中央部队接近之县长、专员皆被撤职。山西问题,仍不脱阎先生服从领袖,而军事政治一惟阎先生之自由支配,虽中央亦不得过问。[69]

 

1938年底汪精卫投敌后,蒋颇担心“阎、汪携手对日妥协”[70]。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亦向重庆中央告状,对阎锡山成立牺盟会、公道团等机关党,“一意另造势力,弁髦中央法令”,“大事扩张其力量”深怀疑虑。[71]徐永昌也承认“阎先生先爱己,后爱国,终是二等人才”[72]。晋西事变前数月,蒋介石还在日记中痛骂阎锡山:“阎以大一统为遗毒,与中心思想之曲解,其卑劣甚于共党,其破坏三民主义之罪恶为不可恕也。”[73]亦因为此,当晋西事变发生后,蒋虽判断“共党促动阎部叛变”,但并未于第一时间表态支持阎锡山剿共,更未公开指责中共,而是作坐山观虎斗之态。阎锡山让人转告中央,若中央不以兵力、物力援助,晋军在山西恐不能立足。但当中央决定派兵北上“助剿”时,阎锡山又担心中央军坐大,要求“助剿”的中央军必须归其指挥。蒋在日记中痛斥说:阎锡山的“思想与行动完全反对三民主义与中央,其背谬可笑,共党焉能不轻侮暗算”[74]。虽然如此,蒋考虑到“晋西不能不调两个师以支援阎长官(锡山),否则晋西必为共党觊觎,而阎亦不能存在,则于党国甚为不利”[75]。但阎嫌中央两个师的支援力度不够。5月18日,阎锡山又称遭八路军袭击,晋军师长樊剑阵亡,请中央明令讨伐。[76]蒋介石虽表示要制裁中共,但决定只作“无形之制裁,而不可以表面明剿也”[77]。蒋介石此时显然还不愿为并不听命中央的阎锡山而激化国共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对晋西事变的处理和应对又是如何考量的呢?毛的态度与对策虽然随局势变化而有起伏与调整,但总的原则还是从政治大局来衡量利弊得失。尤其察觉到中央军有大举介入的迹象时,毛越发理智和冷静。他不愿看到冲突扩大化以激化国共矛盾并进而影响抗战大局。在八路军、中央军和晋绥军三大力量之间,毛的策略是分化阎、蒋,不使阎锡山与蒋介石联手对付中共,争取与阎锡山恢复统战关系。毛明确表示:“我们的方针以保持原有力量为好,维持三角鼎立的形势为好。”[78]因此决定放弃全面性的武力反击,仅采取局部防御姿态抵抗,并主动派人与阎锡山协商妥协,表示继续拥护阎锡山抗战,保存阎锡山在吕梁山脉的地盘,恢复阎锡山对新军、牺盟会的统属关系,不使新军受国民党中央指挥,并与阎锡山协商划定各自的作战区域,最终和平解决事变。[79]

 

相较于一年之后对皖南事变的处理,毛泽东对晋西事变的应对要温和、克制得多。毛向来重视对“中间势力”的联合和争取。在毛之前,中共领导人多将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毛则认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80]面对日本与国民党两个强大对手,阎锡山无疑是中间势力,能起到重要的缓冲作用,故毛认为:“目前尊重阎锡山的一定地盘,保存这个国共之间的中间力量,对于抗战与国共合作是有大利益的。”故既不能搞垮阎锡山,也不能逼阎锡山倒向国民党中央,更不能逼阎锡山倒向日本人怀抱,相反要“极力争取阎系一切人员,使他们团结成为一个中间单位,彻底打击蒋介石企图消灭阎系取而代之以便直接反共的恶毒政策”[81]。值得注意的是,稍后对与八路军发生摩擦的河北石友三、山东沈鸿烈和苏北韩德勤的军队,毛泽东的态度十分坚决:大举反击,彻底消灭,并指出:我们的政策分两方面,对反共顽固派坚决消灭,对一切尚有希望之人则极力争取。[82]毛显然对“中间势力”也是区别对待的。对中共而言,河北石友三、山东沈鸿烈和江苏的韩德勤,均不如山西阎锡山的存在意义重要。

 

 

晋西事变后,毛泽东虽主张新军和牺盟会重归阎锡山指挥,但朱德、彭德怀及中共北方局领导人表示反对。毛也没有坚持己见。山西新军正式加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牺盟会停止工作,撤销机构,保留招牌,人员纳入中共地方党委系统。[83]毛也因此承认在这场与阎锡山的较量中,自己还是赢了:“我们失去十一个县,但得到晋西北及新军全部,并使阎锡山中立。”[84]

 

阎锡山方面则谓“晋省四分之三以上皆入牺盟会之手”牺盟会的叛变,损失精锐部队约三四万,好枪约二万五千支。[85]阎锡山生平没有这么吃亏过,有意复仇。[86]随后又另造新党,并要求中央增饷以扩军。晋绥军“虽尚号称有四个集团军,现有实数仅有四万余人”[87],主要集中于晋西南一带,其地盘与实力均大减。晋军原饷210万,阎锡山希望中央再増250万。军政部长何应钦嫌其贪得无厌,只允増110万。[88]军令部长徐永昌则为阎锡山辩解说:阎先生固然无厌,但比之广西桂系尚有不逮“晋、桂皆以不服从命令、拥兵自重为务,但论兵则晋军较多,论饷则晋尚不及桂之半数。过去晋以省钞弥补,今为牺盟会、八路军、中央军所制,已不能再压榨人民”只能求中央増饷。徐永昌还称:“蒋先生几次言,山西为华北锁钥,阎先生为山西锁钥,阎在山西不能立足,则山西省立地变为河北省,所以主对晋军政饷费从宽核予。”但何应钦不喻此旨,其结果是“敬之越替中央打算,国家越吃亏;阎先生越替自身打算,山西越吃亏”[89]。其实蒋介石也很矛盾,一方面想借阎锡山维持华北抗日防共局面,一方面又时刻防范阎锡山“叛逆”。蒋在日记中一再提示自己要注意山西阎锡山与云南龙云的态度和动向,反复研究“对阎、对龙”的处理方针。[90]在抗战时期的地方实力派中,阎锡山与龙云一直是蒋介石的心头大患。蒋还称自己一生以谦卑自居,却屡被人以为可欺,结果是“武者以兵叛,文者以笔制”,并称前者以冯玉祥、阎锡山为甚,后者以胡汉民、汪精卫为甚。[91]亦见蒋对阎成见之深。

 

而阎锡山方面则一面防共,一面抵制中央势力的渗透。1940年6月,国民党中央调统局向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密报:“晋近对经济及政治均感无法解决,晋钞信用已难维持,能行使职权县份仅十六县,故苦闷异常,人心涣散,干部多思他去,察其动向有:(甲)仍继续其在国共两党间之中间地位。(乙)进行中央与汪伪政权间之新关系”;并称“阎本身虽无办法与力量,仍欲维持其特殊地位,故对本党及青年团与共党之工作,仍刻不放松”。[92]大致道出了此时阎锡山的困境与动向。

 

日本方面窥悉到阎的现实困境,适时展开对阎的诱降工作。1940年春,双方开始试探性接洽。11月,阎锡山向日方提出“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合作原则,要求日方先给山西军队装备30个团,并供给所有武器、弹药、服装、粮饷以及兵员。日方口头答应,但未达成具体协议。1941年春夏间,有三件事推进了阎锡山与日妥协的信念:一是4月13日日苏签订中立条约。据蒋介石的观察和推断,日苏条约可能使阎锡山的抗战信心动摇:“阎锡山以俄倭协定发生以后,共匪必将明白叛变,彼必以为俄对华必断绝接济,倭寇侵华必更进一步,其视抗倭局势必败,故令其所部准备突变,与伪军共匪联系,向敌后转进,降敌求生。”[93]二是4月16日日方提出《日美谅解案》,企图通过谈判促使美国减轻对日经济压力,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成果;美国则试图通过在中国等问题上对日让步,以拆散德意日三国同盟,使美国免除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94]阎锡山获悉美日谈判的情报后,判断美国必将帮助日本,中国抗战必败。三是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将山西南部盘踞的中央军驱逐到黄河以南,改变了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在山西三足鼎立的格局“阎锡山对其左右明言,以后国民党、共产党与汪伪三方面之成败,共党则为六分之三,汪伪则为六分之二,至国民党则仅有六分之一之希望。”[95]此时的阎锡山对抗战前途非常悲观,认为抗战决无好结果,自己不得不另谋自存之道;担心国共之间妥协,因国共妥协不利于他割据;又疑中央故意纵共以制晋。[96]

 

1941年7月底,徐永昌受蒋介石之命到阎锡山驻地克难坡,实地考察阎锡山的政治动向。徐永昌先后与阎锡山、赵戴文、王靖国等会谈,感觉“阎先生惧共,惧到不可思议,与中央误会,亦至到极点。”[97]8月25日,徐永昌向蒋介石汇报克难坡之行的观感,主要谈了以下几点:一、阎锡山“通倭之事,实防万一(在我抗战御共失败后)”;二、晋绥军“最大烦闷,一是受中央军欺,二是受共党军逼”;三、阎氏“恶共恶到极点,日盼中央除共”;四、“晋对中央误会甚,排除之方惟有不妨害其政权”;五“阎先生想到国家,当然日日盼将敌逐去大陆,但想到一己,则必虞战后彼且末路穷途”。[98]

 

但阎锡山与日本的合作,并非如徐永昌所判断仅是“万一”之举。9月11日双方最终签署《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根据协定,日军答应协助晋绥军扩充兵力至30万,每月发给1200万元的军费,还有大量武器装备。但日方实际无法兑现。日方要求阎锡山公开发表“和平通电”脱离重庆政府,阎也有所顾虑。蒋介石严正果决地警告阎锡山:“阎果迎敌剿共,则余必明白讨阎”;“如阎通敌剿共,无论其出诸如何形式,余必毫无犹豫的率领共党以讨阎”;“如阎借倭兵剿共,无论几何兵力,必为共匪消灭”[99]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国际形势为之一变。阎锡山对中日战争前途的判断再次改变,自认之前对日、美妥协的估计过当。1942年1月4日,阎锡山向蒋介石表示日美开战殊出意外,誓言追随蒋介石抗战到底。5月,日阎会谈破裂。日方亦无足够的资源履行援助阎锡山的诺言,阎锡山最终没有公开投敌。[100]

 

中共方面,毛泽东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与阎锡山的关系,尽量不激化与阎锡山的矛盾。如1940年11月,毛和朱德致电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让他们向阎锡山说明“国民党反共是自杀政策,我们希望晋绥军取中立态度,双方维持友好。”[101]

 

以中共的情报能力,阎、日往来,共必知之。但毛泽东“判断阎现时不会投敌。我应利用阎蒋矛盾,给阎以生存余地”[102]。1941年8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阎锡山与蒋矛盾甚大,向我们拉拢,王靖国部队东进,目的在占地盘吃饭,我们应让他占一部分地盘不与摩擦。[103]8月21日,毛泽东再电彭德怀,称阎已同意与陕甘宁边区通商,并允许中共在阎锡山处再设电台。阎锡山还向中共示好,称“华北仅余我们两家,宜好好合作”。对此,毛泽东认为,“阎之目的在求生存,希望在河东占一地盘而我不打他”。[104]

 

8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对阎锡山的工作方针,认为:“目前阎锡山的一切努力,在求得自己的存在,国民党正采取一些方法来限制和削弱他,因此阎与中央有很大的矛盾。在此情况下,阎鉴于过去自己反共的失败(山西新旧军冲突),深感自己力量不够,不愿再作反共的牺牲品,所以最近表示愿与我们友好,借以对抗中央。……至于阎与日本之间,确实暗中勾搭,互不侵犯,其目的在求生存并借此逼蒋向他让步。在全国继续抗战的局面下,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已进一步的巩固的情形下,阎要公开当汉奸在目前还是困难的,所以阎在今天,基本上还是中间势力。在国共两党斗争中起着缓冲的作用,他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对阎的方针,仍然是继续争取他,求得维持友好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他的存在给以某些支持(如过去不侵犯晋西南,最近卖盐给他等),而不是削弱和破坏其力量。如果我们威胁其存在时,结果将会不是降日便是降蒋,这对于整个抗战和国共斗争都是不利的。”[105]

 

1942年3月初,阎锡山手下梁培璜六十一军配合日军“扫荡”八路军太岳区。毛泽东为此指示彭德怀:“六十一军横行,势必还击,但目前不宜组织大规模的战事,致招决裂。”[106]态度仍然相当克制。随后不久,日军武力逼阎合作,阎锡山向中共求助。中共立即意识到阎因生存问题或有投敌的可能,3月2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左权,命令八路军援助晋绥军:“敌攻乡宁、吉县甚急,阎正坚决抵抗,要求我们援助。望令我军及时予以必要援助,以争取晋绥军之抗战,是为至要。”[107]总之,中共的意图,是要维持与阎锡山的合作抗战关系,既防止他倒向中央,也防止他倒向日本。

 

阎锡山方面自认“为共所逼迫,为中央所欺压,常惧无以自存”[108]。阎锡山向来“以存在即真理为信条”[109],经常在夹缝中首鼠两端。如对日方声称要“联手剿共”,对国民党中央称“恶共恶到极点,日盼中央除共”,对共又称“华北仅余我们两家,宜好好合作”。各方自然也洞烛其奸。徐永昌即称,“真使中央剿共,彼恐又首鼠两端”[110]。果不其然,当徐永昌提醒阎锡山,中共有可能借反对他通敌而攻打他,让阎有所准备时,阎锡山“反疑中央假手其剿共”[111]。当日美可能妥协时,阎感觉抗战必败,故而通敌谋出路;到日美正式开战,阎觉形势为之一变,乃中止公开投敌;太平洋战争大半年之后,阎对英美的表现相当失望,以为美胜日之希望甚少,又与日本藕断丝连。日本方面也骂其老奸巨猾。在徐永昌看来,阎锡山与日本的勾搭,不过“取巧”罢了,中国抗战不到最危险的境地,阎“当不至脱离而另有树立”[112]。

 

 

蒋介石对阎锡山与龙云始终持有警戒心理。1943年2月2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滇龙贪污狡诈,惟恐国家不败,与晋阎奸劣愚拙,惟恐中央坚强,其用心实无二致。

 

9月,蒋介石托徐永昌转询阎锡山对中共的观察以及处理意见。阎复电称,中共幸灾乐祸早应剪除,此时且嫌略迟,即日德已露败征,苏联可能反脸助共;日人以其自身利害关系,或有形无形助我剿共。[113]

 

1944年2月5日蒋介石日记称:“阎锡山又要降敌叛国,其所想念,无一而非与革命主义背道而驰,惟有其胆小而要命,故料其或不敢成为表面化。《易》云匪夷所思,实此人也。”

 

中共方面,对阎锡山仍持克制态度。据《毛泽东年谱》记,1944年2月8日,毛指示邓小平、滕代远等人,对阎锡山第六十一军节节迫近薄一波的部队,认为可能是蒋介石与阎锡山设置的挑衅计划“迫我冲突,造成口实”。除致电阎锡山请加制止外,要求太岳部队先行忍让,不和它冲突,因“目前须争取时局平静,不生波澜”。翌日,毛再作指示:“日寇有进攻西北企图,阎部东进目的在挑起国内冲突,缓和日寇进攻,我们万万不可中计。阎部东进无论多少,我军应让出一块地方,坚持不打政策,至少六个月内不得发生冲突。”[114]

 

但中共对阎锡山的容忍态度到1944年8月为之一变,而起因看似很小:阎锡山对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谈话中提及1939年准备冬季攻势时,有新军二纵队负责人韩钧率部叛变等语,国民党将阎的谈话发表在西安《西京日报》上。毛阅后极为愤怒。8月6日,毛泽东为此致电林伯渠,指示:“发表文章、消息揭穿阎锡山。”[115]11日,中共《解放日报》以新华社的名义发表文章《阎锡山部六十一军破坏抗战向我进攻》;14日,《解放日报》又发表薄一波、韩钧的谈话《痛述阎锡山通敌叛国罪行》〉《晋西事变的真相》,16日、24日又登载续范亭的两篇文章《三年不言之言》《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随后又令陈伯达撰写长文《阎锡山批判》发表。其中韩钧的谈话,经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116]不久,这些文章又汇编为《阎锡山批判》一书出版。[117]10月,中共晋绥军区政治部编印《阎锡山通敌活动的种种》,共收录揭露阎锡山通敌投降、屠杀抗日军民等罪行的文章10篇。[118]中共对阎锡山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讨伐,意味着中共公开宣布与阎锡山决裂。而以此前毛泽东对阎锡山的忍耐与克制来看,阎的谈话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让毛如此大动干戈。背后的关键应该是,此时的中共,已自信有足够的实力与国民党相抗衡,故对于阎锡山这一“中间势力”的存在也就无所顾忌了。回想1944年2月阎锡山的六十一军东进时,毛指示太岳部队先行忍让,至少在6个月内不得发生冲突。而此次与阎锡山的公开决裂,正好是在半年之后,而其诱因仅是阎锡山的一次“失言”,可见中共感觉与阎锡山“分手”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此前后,由于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国军从河南到湖南一路惨败,不仅军队元气大伤,国民党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因之大挫。中共看到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与国民党在谈判桌上折冲,要求与国民党分享政权,一方面邀请中外记者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着力树立自己的国际形象。值此之际,阎锡山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晋西事变是中共指使韩钧率部叛变。这在毛看来,阎无疑是帮助国民党“诬蔑我党”。

 

正在延安访问的美军观察组自然注意到中共对阎锡山态度的转变。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根据新华通讯社英文广播《解放日报》发表的相关文章以及对薄一波的采访,撰写了主题为“中共对阎锡山的指控”的专题报告。报告中提到,中共早就知悉阎锡山与日本有联络往来,但中共第一次公开指控阎锡山却是8月中旬。谢伟思表示很费解,为什么中共在这个时候指控阎锡山?8月11日晚,谢伟思就此问了毛泽东,毛当时表示是为了还击阎锡山5月在西安报刊媒介公开声称中共不抗日。但8月23日,毛又表示矛头是针对国民党。8月26日,周恩来也再次承认,在这个时候公开指控阎锡山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还是想对国民党施加压力:如果国民党公开中伤或持续进攻中共,中共就会公开宣称国民党与日军“勾结”。[119]

 

中共虽有借批阎锡山以警告蒋介石的意图,但也意味着中共多年来小心维护的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不仅如此,中共已洞悉阎锡山将会成为抗战胜利之际与其争夺地盘的重要对手。据重庆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得到的情报,阎锡山自1944年7月即已着手战后“收复失地”的布局。情报称:

 

此间以收复失地在即,太原为晋省首府,争夺稍疏,则卅余年之苦心经营,悉付东流。(阎)公审情度势,筹之已久:论实力不能与国军抗;论技巧不能与奸党争,遂创出“收复定义”一口号,秘密运用。此口号内容,即利用敌伪之外貌,暗布收复失地之工作。[120]

 

具体做法是,阎锡山与山西省伪省长冯司直勾结,由阎向冯推荐上万人,受训后由冯任命为县长及区村工作人员等伪职,同时还由阎组训伪军分布于各县,并由阎派人分任晋北、晋中、晋南各区警备司令。阎的如意算盘是“如此配备,军政皆有把握,一旦敌寇撤兵,晋局传檄而定。”[121]

 

中共自然洞悉阎锡山的动态与意图。1945年2月27日,中共中央给太岳区党委发布指示,称:“阎锡山勾通日寇,配合进攻我抗日根据地,积极扶持伪军伪政,准备反攻时与我争夺太原,且成为蒋系顽固反动派进攻华北的直接桥梁。我为争取抗战胜利计,必须削弱与瓦解阎部,堵塞国民党顽固势力过黄河伸入吕梁、中条,准备反攻时首先夺取太原的有利条件。”[122]

 

5月6日阎锡山致电徐永昌,称:“共党积极在华北发展,敌人有撤退各城市据守交通线的决定,如此华北将成为共党势力,伪军及伪政府人员均与共党联系,请面谒委员长决定收复华北政策,(锡)山当尽力运用。”[123]而此际蒋介石所忧虑的,除共产党外,也包括如何收拾“晋阎”与“滇龙”。

 

抗战胜利两个多月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倍感欣慰地写道:“正午约阎与龙聚餐,诚无独有偶,健生与孟潇、次辰、颂云等作陪。抚今思昔,二十年来凡叛变与反动之将领,除陈炯明自毙外,其他皆一一归来听命矣,岂非上帝所赐之光荣乎。”[124]

 

 

在民国政坛上,阎锡山以老谋深算著称。熟知阎锡山为人的薄一波即称,阎锡山的出发点是“自存自固”,主张“存在就是一切”。为了“存在”,他随时权衡利害,不时改变政策和谋略。为了“存在”,他下棋从不走死着。阎认为:“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为了“存在”,他在各种力量中,总是设法制造矛盾,平衡矛盾,从中取利。[125]徐永昌也常腹诽阎锡山做事和考虑问题“过于利己”,“好谲好诡”,“好巧好迟”,“好疑偏听”[126]。徐永昌在日记中还引用何应钦的话说:“阎先生遇事总是先观察,至到成败已分,乃定违从。”[127]不过,在最初的二十多年间,阎锡山能掌控山西局面而不倒,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遇到过强劲对手的有力挑战。然而在1935-1945年这十年间,阎锡山面临日本、中共与国民党中央三大力量的夹击,处境远非过去可比。薄一波曾形容阎锡山是“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哪一个也不能碰着”[128]。日本先是谋求华北“自治”,继而武力进攻,直接冲击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中共无论反蒋还是抗日,均必须渡过黄河在山西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则始终视阎锡山为军阀割据,一直执著于统一。而阎锡山则视山西为禁脔,不容其他势力染指。正如徐永昌所言:“渠无论如何以为政治生命不能离开山西而存在,此其自存之道,亦其不得已之弱点。”[129]为了山西的地盘,他反共,他抗日,他与中央相颉颃;为了山西的地盘,他也联共、师共和借助中共的力量,也曾谋求与日本妥协与合作,也会表示服从中央,誓言追随蒋介石抗战到底。阎锡山一生不甘心屈居蒋介石之下,不愿受制于蒋介石。[130]但在熟知他的徐永昌看来,“阎先生非惟不是第一流政治家,或且不够个政治家。”[131]

 

在阎锡山、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三方博弈中,各方的策略会随时局的变化而调整。1937年以前,蒋的策略是“攘外必先安内”,中共的策略是“抗日必先反蒋”(1935年后调整为“逼蒋抗日”)。中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一致对外,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无论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均视日本为主要对手,而互视对方为次要对手。蒋、毛之间,有时会拉拢阎锡山对付对方,但绝不与日本联手相向,这是双方的底线。当阎锡山拟与日本“共同剿共”时,蒋介石明确表示:“如阎通敌剿共,无论其出诸如何形式,余必毫无犹豫的率领共党以讨阎。”阎锡山则不同,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联蒋反共,或亲共制蒋,或与国、共联合抗日,亦曾打算与日本妥协对付国、共,基本无底线可言。

 

1935-1945年间,阎锡山与中共的互动最为复杂。在地方实力派中,数他防共最力(土地村公有、防共保卫团等),师共最多(从军队政工到组织民众等),也数他对中共了解最深,亦因此“惧共”之心最强。他会“取巧”,唯独对中共“无巧可取”[132];他擅长“利用”,却被中共“反利用”;号称一生从不吃亏,唯独与中共打交道时吃了大亏。可以说中共是他一生最大的克星。

 

在地方实力派中,中共对阎锡山的统战最重视,也最有成效。山西是西北与华北之间的枢纽。中共要从陕北向外扩张,有两大屏障,一是黄河,一是太行山,均在山西境内,故山西首当其冲。中共借抗战之机,成功“经营山西”。在山西开局顺利,中共才能向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区域进一步拓展。若没有阎锡山的良好合作,八路军在抗战初期的发展壮大至少不会那么迅速。即使在晋西事变之后,中共仍极力维持与阎锡山的“友好”关系,视阎锡山为“中间势力”,利用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使阎锡山在国共之间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的发展壮大,在相当程度上归于这一策略的成功运用。从这一角度看,也可以说阎锡山是中共的“贵人”。

 

民国政治史的研究,长期聚焦于国、共两党,对国、共之间的“中间势力”及国、共之外的“第三势力”虽有关注,但重视不够。其实多数情况下是多种政治力量展开博弈与互动,相互之间合纵连横,或相互利用,或相互暗算,在关键时节,中间势力/第三势力的作用举足轻重。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中间势力的重要性,也最擅长与中间势力搞统战。抗战时期毛泽东处理与阎锡山的关系即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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