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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清代大儒——陈澧

广州灵秀书院2019-06-29 20:00:17

陈澧像

  陈澧出生在北京南路西侧木排头,求学于越秀区西湖路,讲学于越秀山脚下,逝世后葬于广州大东门外大蟠龙冈。

行书“忆江南馆”横幅(阮元为陈澧题)

  陈澧的一生几乎都在广州度过。他熟悉广州风土人情,了解广州历史,对广州方言和音韵也有研究。如他的《广州音说》论述了广州方言的特点及其源流。他与学生搜集广东省资料和数据,绘制成《广东图》20卷及资料详尽的《广东图说》90卷等。

  陈澧一生著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声律通考》等120余种,涉及经学、史学、音韵、文字、地理、数学、书法和诗词等领域。最著者为《东塾读书记》,该书论述经学源流,涉及诸子百家,内容丰富,学术价值较高。

三角几何书札两片




碧月仍圆,苍山不改,旧时烟翠。
——陈澧《水龙吟》


  陈澧(1810-1882)清代著名学者。字兰甫、兰浦,号东塾,出生于广州木排头,世称东塾先生,广东番禺人 。清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六应会试不中。先后受聘为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于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文、填词、书法,无不研习,著述达120余种,著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声律通考》等。

  文理兼通 “四俊”之一
  陈澧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历史、数学、诗文、乐律、文字学、书法均有造诣,与卢同柏、桂文耀、杨荣绪被誉为“四俊”。
  陈澧先后向张维屏学诗、向侯康学史、向梁汉鹏学数学。25岁起他转到以经史等为主的学术研究,迭出成果,声名遂著。广东巡抚郭嵩焘曾说:“到广东只有会晤过陈澧的,便不枉此行了。”
  陈澧以9年时间著述最具经学思想的《汉儒通义》。他集汉代义理之说,论证了汉学与宋学门户之见毫无依据;提出不能以训话(即汉学)和义理(即宋学)来衡量学术上的分野;主张打破门户之见,互为补充,各取所长。他还考证出《后汉书》作者范晔谋反被处死是一起冤案,以丰富的史实写了《申范》一书为其平反,在史学中独树一帜。他研究了《水经注》,著《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纠正其在温水、浪水、若水、淹水、沫水、青衣水、叶榆水、存水等水系地理状况的说误。他考证了我国最早的历法汉代“三统历”,著《三统术详说》。
  《汉儒通义》快成书时,陈澧投入了《学思录》的著述。《学思录》略仿顾炎武《日知录》形式,但更扩展为对经、史、子、文字学等作全面和系统的考证和论述。该书每章都作史料搜集、前人议论和自己考订、阐述、论辩,均能独立成为评传、史论或学术史是陈渔学术研究的崭新开拓。

《汉儒通义》 

  藏书之家
  陈澧对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文、诗词、篆、隶、真、行书,无不研究。藏书甚富。他将藏书楼名为“传鉴堂”,另有“东塾书楼”、“忆江南馆”等。晚年,他致力刊行重要典籍,得盐运使方浚颐之助,设书局主持其事,先后刊行《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提要》、《通典》、《续通典》等。
  去世后,藏书被贱卖,多为徐绍棨所得。1924年,广州政变,陈氏故居被焚,所有《东塾丛书》、《东塾读书记》、《东塾集》等藏板被毁。1984年,其孙陈公睦将剩余之书700余册和陈澧书法作品等捐献给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印有“东塾书楼”、“兰浦藏书”、“陈澧”等。

《东塾读书记》

  陈澧有一段话是谈精读书的总结:“自始自末读之,思之,整理之,贯串之,发明之,不得已而辩难之,万不得已而后排击之,唯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于古人,有裨于后人。”

  著作等身
  25岁时,开始著书。早年著作,以乐律、音韵为中心,撰《声律通考》,详考古今声律的差异,以探求和保存古乐,又作《琴谱律》、《箫谱》;作《切韵考》,附《外篇》,专门研究古代切韵。地理学方面,以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最重要,指出地理之学,当自水道始,知汉水道,则可考郡县,又有《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纠正郦道元述西南诸水之误。同治三年(1864),应广东巡抚郭嵩焘之聘,负责总核《广东舆地图》。咸丰五年(1855)起,编纂《汉儒通义》,咸丰八年刊刻行世。该书集汉儒义理之说,论证汉宋各学派门户之见无据,应求其通。同年,开始撰写《学思录》通论古今学术,积稿数百册,但未及完成。同治十年(1871),大病几死,愈后感全书不易完成,遂撷取原稿部分内容,写定为《东塾读书记》,全书内容包含对经学源流得失的研讨,兼及九流诸子、西汉以后的学术,其中主要部分是对经学的研究,而关于音韵学的论述,更为精粹。该书传到日本,为日本高等学校治汉学专业的必读书。史学著作最重要者为《申范》,为《后汉书》作者范晔辨诬。此外还主修同治《番禺县志》、《香山县志》,参加光绪《广州府志》的纂修。数学著作有《弧三角平视法》、《三统术详说》。据不完全统计,生平著述达120余种。

《声律通考》

  从教数十载
  陈澧从多年科举仕途的激荡生涯中深切体会到科举制的弊害,因此,他不再徘徊于科场,决定选择著书立说和培养人才的道路。
  陈澧在青年的时候当过家庭教师,中年至晚年先后在广州的学海堂和菊坡精舍讲学,他从中年时起便担任学海堂的学长。学海堂位于越秀山上,是1824年由两广总督阮元创办的。陈澧青年时期曾在这里读书,参加过由阮元主持的考试,学业优秀,是学海堂的高才生。学海堂设学长多人,聘请德才兼备的学者或高才生担任,负责教学和指导学生研究学问,并编选师生所作文章,刊印成《学海堂集》。陈澧在31岁的时候被聘为学长,直到1867年,长达27年之久。

学海堂旧址

  同治六年(1867),广东官运使方子箴与中丞蒋香泉,将粤秀山西偏之“长春仙馆”改建为“菊坡精舍”(书院),聘请陈澧担任该校山长,澧辞再三,乃敬从。他仿《学海堂集》例,选录学生优秀文章刊印《菊坡精舍集》。身为精舍山长,他教人不自立法,以经、史及汉、魏、六朝、唐、宋诗文教士,与诸生讲文艺,勉以笃行立品。

守护岭南文化
  陈澧的一生几乎都在广州度过,除了授任河源县训导两月多之外,没有外出任过官职。陈澧熟悉广州的人情风俗,了解广州的风云变化。这样,他的著作中对广州的论述就更具体,更生动,更实际。他在《荔湾话别图序》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当年荔枝湾的湖光水色、亭台楼阁的优美风景:“晨出永清门,乘紫洞艇,抵荔枝湾,泊海山仙馆,入门,步长廊,坐池上之堂。”
  陈澧对广州方言和音韵也有深入的研究,所著的《广州音说》论述广州方言的特点及其源流。他认为广州方言的音调合于隋唐韵书切语,因为“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州,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他的早年著作《切韵考》,用双声、迭韵剖析了切韵法。把双声分为40类,其中清声21类,浊声19类;迭韵则以《广韵》的4声为准;还把全部汉语语音列表定位。梁启超称其为“绝作”。
  陈澧在广州执教数十年,所培养成材的学生很多,“士人出其门者,率知束身修行,成就甚众。这些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留下的作品,对今天还有研究价值。其中《菊坡精舍全集》中的许多篇章都有关于广州的方物、古迹、人情风俗等内容的记叙。






陈澧书法

灵秀书院编辑

陈澧,字兰甫,一字兰浦,自号江南倦客。因少时读书于东厢书塾,晚年自题著作为《东塾读书记》,故学者尊称“东塾先生”。番禺(今广州)人。

         自幼学习举业,十七岁考取了县学生。之后几年颇为得意,先是得到学政翁心存的赏识,以廪贡生荐入粤秀书院肄业;读了三年便题了优贡,即是由学政与总督、巡抚联名向朝廷保举的本省优秀学生;次年(1832)又中了举人。之后入京会试,省城舆论看好,以为他此行大有中一甲而点翰林的希望。谁知道他一出了省境便交了霉运,十三年间考了五次,皆名落孙山。不得已参加六年一轮的举人“大挑”,以为可选得县令,不料又考了个二等,只能做教官。陈澧自谓:“以为不能治民,犹可以教士,天下治乱未有不由土习而起者。”但是到了1849年实援广东河源县学训导,到任便发觉“乱”的不是士而是民,“盗贼遍地”,仅两个月便请假回家。幸亏跑得快,不然就像河源县令一样,“为贼捉去矣”。是年咸丰帝继位,例开恩科,陈潭第六次应会试,仍旧落第。1856年陈澧获补选知县,但世道更乱了,太平军正兴,第二次鸦片战争即将开战,他只好放弃追求了二十年的“百里侯”,申请改授京官虚衔,得授国子监学录。自此以后,陈澧便不再挂念功名,而专心于学术,会通汉宋之学,著述甚丰,广涉经学、史学、音韵学、文字学、声律、音乐、地理学、数学、书法及诗词学等众多领域,成就卓越,成为晚清岭南学术最具影响的杰出人物,亦可谓因祸得福也。



         道光十四年(1834),陈澧便入读学海堂,成为学海堂第一届的专课肄业生。1840年补授为学海堂学长,其后一直任职。1867年,陈澧受聘担任菊坡精舍的山长,所以菊坡精舍受学海堂的影响最多。据陈澧《菊坡精舍记》云:“始议为书院时,以书院多课时文,此当别为课。澧既应聘,请如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学海堂一岁四课,精舍一岁三十课,可以佐之,吾不自立法也;每课期诸生来听讲,澧既命题而讲之,遂讲读书之法,取顾亭林说,大书‘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二语揭于前轩,吾不自立说也。” 可知菊坡精舍在办学宗旨上是承传了学海堂的实学宗旨。而陈澧受了二十年的科举之害,最后转为推崇顾炎武,以为在经史中可以寻求得到微言大义,通经方能致用。故在菊坡精舍大力推行实学,主张摒弃当时以科举为主导的教学方式,认为精舍门人当以学问为重,不是为取超等;士人为学,须于经、史、子、集四科当中,拣选一科与其性情相近的专门来研究,这与学海堂专课肄业生专研一科的情况又相类似。所以无论是在教学宗旨还是教学内容上,菊坡精舍都是效法学海堂的。

         与学海堂不同的是,陈澧在菊坡精舍不但出古文经史题进行考课,还升堂讲学,每次听讲者达数十人,既有针对命题的内容,又连带及读书之法。因为菊坡精舍是院长制,不同于学海堂的学长制,这样,菊坡精舍就成了陈潭一人的专门讲学之所,陈澧便能够通过讲学,详细而系统地将自己读书方法、治学途径、经验教训等传授给学生,对学生的影响更深。所以陈澧与应课生徒的师生关系要比学海堂的更为明晰密切,这些学生有一样的师承,学术既高,影响广泛,相互之间的联系又密切,便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东塾学派”。这个学派的形成,表明广东在学术上已经是自成系统,独具特色,能与其他流派分庭抗礼,在全国学术界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了。



         陈澧在菊坡精舍的十余年间,全身心地投入了精舍的讲学与考课的工作,并继续钻研学术,将集其大成之作《东塾读书记》加以整理陆续出版,但在他生前只刻成了九卷,还有大量的手稿未能刊刻,后多藏于中山大学;而其关于精舍教学的文章,如《与菊坡精舍门人论学》等,则在他身后由其子孙门人收集在《东塾集》、《东塾续集》中。陈澧在晚年因操劳过度,已是体弱多病,但仍坚持讲学,亲自阅改课卷,1897年由廖延相编刻的《菊坡精舍集》二十卷,便都是陈澧亲自选取的菊坡精舍的优秀课卷。全集共选文171篇,诗186首,作者有102人,均是菊坡精舍的优秀人才,菊坡精舍人材之众,由此不难想见。陈澧对菊坡精舍的贡献之巨,转而亦是对广东学术发展的贡献。

        1881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广东巡抚裕宽以陈澧青年硕德,奏请褒奖,上谕给五品卿衔。1882年,陈澧病逝,终年七十三岁,《清史稿》为其立传,以宣其功。而其门人则报请官方,在菊坡精舍西偏辟祠以祭祀之,弟子梁鼎芬集资百万文,购买祭田,让后人永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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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国声
                                原文刊于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书艺.卷二》(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10)

                清代学者陈澧(1810-1882),字兰甫,番禺人,学者称东塾先生。道光十二年举人。六应会试不中,乃专力著述。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晚年又受聘为菊坡精舍山长。兰甫自言“少好为诗,及长弃去,泛滥群籍”,“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体文、填词无不研究”。中年乃皆弃去,专治经学。毕生著述,所成甚多,其著者有《声律通 考》、《切韵考》、《汉儒通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东塾读书记》等。书法非其一生所措意,但成就甚高,原因是自幼打下良好的书法基础,加上其学者的学养情操,笔下自有高情雅致。

               兰甫性好古碑版书法,二十二岁初学篆书时,曾托张小篷 在杭州购买阮刻石鼓文以供临摹。①又认为琅邪台石刻秦篆为 天下石刻最古而无疑议者,曾得拓本而屡屡钩摹。以后又临过 《天发神谶碑》。故其篆书“法度谨严,晚年之作,尤为朴茂有 致”。②他的行书则“植根于米芾而辅以李邕,用笔参以欧阳 父子之法。融汇各家,自成一体”。③其经意之作如《寿樊昆 吾诗轴》浑朴古雅,书味盎然。而随意书写的如《东塾读书 记》手稿等,用笔亦端谨不苟,时露逸气。兰甫的隶书极力摆 脱真书蹊径,不附时趋,以钝拙为宗旨,颇能矫然独造。

                兰甫少年时虽好书法,多临摹,中年即弃去而专心于学 术,故他不欲以书法名世。他曾表示过:“作诗写字,但能不 俗可矣。若求工妙,让专门者为之。专门者不可无其人,我辈 则未暇为此也”④“有学问者不可工书画,工书画能掩其学 问。”⑤书法虽是兰甫的余事,却能获得很高的成就,为时所 重,是因为他有充沛的学养,一旦流注笔下,不期然便有深厚 风雅的韵致,断非庸手辈所能企求的。兰甫治经主张立足于汉 唐注疏以求深意大义,他对当时贵近贱远的学风不满,谓“吾 安得贵远贱近者而与之论学问哉!”⑥所以他学篆书从石鼓文 和琅邪台刻石入手,也就不奇怪了。兰甫性情温厚,谦逊发自 内心,他说:“商订古人之书,必当辞气和平,不可嚣争,不 可诟厉。”⑦不赞成毛奇龄那种轻易诋责古人的态度。持此以 观兰甫的书法,便可知他谨持前人法度,从中出以变化融汇的 表现,盖与学养息息相关。

                   陈兰甫的书法,是典型的学者之书。学者之书,其所以能  成就者,大抵始于学养而终于经历,技法特其次耳。末了,引  录几则兰甫的论书文字,以见他的见解。

                   “凡学书者,古帖为师,一点一画,心摹手追。奈何为人,  而不师古?一言一动,偭规错矩。嗟乎!书无古法,固书家之  所笑也。人无古法,尤君子之所诮也。故曰:学之为言,效  也。”(《东塾集》卷五《法帖椟铭》)

                   “尝见吴氏《筠清馆帖》有唐人写经,成亲王跋尾云: ‘今人见惯宋元明人诸家书,故不能出其范围。试观此唐人书, 欲求一字似宋元明人而不可得。何以故?心所本无故也。’此 论最精。文章之道亦然,绝不看近代之文,则作文自然高古。 世之学为文者,乃专以近人之文为极则,宜其囿于浅近也。” (《东塾遗稿》第三十九册《琐记》)

                   “真书有篆隶笔气则高古,篆隶有真书笔气则庸近。犹时 文有古文气则佳,古文有时文气则不佳也。此隶书所以难写 也。”“隶书所以难好者,以向来熟习真书,虽作隶书终不能脱 真书蹊径也。篆书去真书虽远,然犹未免沾染,况隶书乎?此 造微之论,今夜忽悟得之。癸酉重九夜四鼓书。”(同上)

                    “余谓观篆隶书可使真行日进,观法书可使画日进。”“可 见学书须多读书。”(同上)

                   “性好古碑版书法,而无暇学之。而时人每以纸、绢索书, 遂亦应酬挥洒。然无笔力,无功夫,安得谓之善书。每为人作 书,辄自烦恼,以为何苦为人役也。时欲焚笔砚矣。”(《东塾 遗稿》第四十七册《默记》)

   注释:
   ①《东塾遗稿》第三十九册《琐记》。
   ②③陈永正《岭南书法史》。
   ④《东塾集》卷四《与王峻之书》。
   ⑤《东塾遗稿》第二十八册《学思稿》。
   ⑥《东塾遗稿》第七册《本朝诸儒》。
   ⑦《东塾集》卷三《樊昆吾先生论语注商序》。


名理深时通老易

新诗佳处似阴何

陈澧清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六应会试不中。先后受聘为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陈澧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历史、数学、诗文、乐律、文字学、书法均有造诣,与卢同柏、桂文耀、杨荣绪被誉为“四俊”。




陈澧篆书茂密雄强,隶书朴茂,行书宗欧阳询参以苏轼。他的隶书极力摆脱真书蹊径,不附时趋,以钝拙为宗旨,颇能矫然独造。

陈澧的书法,是典型的学者之书。学者之书,其所以能成就者,大抵始于学养而终于经历,技法特其次耳。

陈澧的书法作品。

陈澧的书法作品。

陈澧的书法作品。

陈澧的书法作品。

陈澧的书法作品。

陈澧的书法作品。

陈澧的书法作品。





清·陈澧《摹印述》



印人简介: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兰浦,号东塾,出生于广州木排头。清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先后受聘为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著述达120余种,著《东塾读书记》、《弧三角平视法》等,修《番禺县志》和《香山县志》,是清代著名学者,人称东塾先生。《清史稿》有传。工诗词,人评其词“文而又儒,粹然大师”,其诗“能于纸上跃起”,岭南诗若以学者论,自“白沙之后,当以东塾为最”。




 颛民近欲学刻印,余谓此秦书八体之一,谓之摹印,古人小学之一端也。古摹印,既有师法,故文字精雅。为物虽小,而可与鼎彝碑版同珍,后人为之不能及也。不讲小学,不能作篆书、隶书故也。因举古今人论印之论,撮其大略,并溯源于篆书之法,以告颛民。丁未正月,兰甫书。

  篆书之体有三:一曰古文(仓颉始作之,周太史籀所作曰籀文,较古文笔画稍繁,亦可谓之古文),《说文》重文所载,及世传古钟鼎彝器铭字是也;二曰篆文(秦丞相李斯作),亦谓之小篆(籀文谓之大篆,故秦篆谓之小篆),《说文》正体字是也;三曰缪篆,世所传古铜字是也。汉《延光残碑》、《张迁碑》、《韩仁碑》额,即缪篆体,汉、晋铜器及瓦当文、砖文,亦多作此体。

  摹印以缪篆为字主,而缪篆仍当以小篆谓根本。小篆之有《说文》,犹楷书之有《康熙字典》。《说文》所无之字,作小篆不可用,犹字典所无之字,作楷书不可用也。《说文》虽无,而小篆碑版有之,则亦可用(如秦碑有“诏”字,汉《少室石阙》有“佐”字,汉碑额有“铭”字,皆《说文》所无),犹字典虽无,而楷书碑版有之,亦可用也。小篆碑版之字,不尽合《说文》,作篆者可仿之(如大徐本《说文》卷末所载,篆文笔迹相承,小异诸字是也),犹楷书碑版之字,不尽合字典,作楷者可仿之也。唯碑版字间有太怪、太谬者,不宜仿耳(怪者如《碧落碑》,谬者如李阳冰《城隍庙记》,以“目”字为“日”字之类)。

  缪篆之体,方正缜密,其字较小篆有省、有变,而苦无专书,唯玉古印谱求之,然字不能备也。(世俗所行《六书通》,不可依据,《汉印分韵》较胜。)昔人言,当仿汉隶字体,而仍用篆书笔画,此语盖得之矣!凡作印,先检《说文》,识其字从某,从某,然后酌其章法。如尽依《说文》,觉其窒碍,宜有省变,则仿汉隶之体为之可也。省变非但指全字而言,偏旁皆可仿之,故欲知汉隶省变,当先识《说文》正体。

  隶书较之篆书有省变太甚者,如“水”旁作三点是也。缪篆偏旁亦可作三点,然必须字字相称,否则仍当作水。举此一字,馀可类推。

  考汉隶当检顾氏《隶辨》(宋人有《隶韵》、《汉隶字源》二书,《隶韵》刻本失真,《汉隶字源》之字,《隶辨》已尽收,而更收近代所出碑字,故最为全备)。《隶辨》每一字载数体,大约以第一体为最正,其注论篆隶之流变,亦可参究。

  《说文》所无之字,作小篆,当假借。至缪篆,在不必尽拘《说文》,缪篆本非《说文》字体故也。如俗字,缪篆亦不可用,但欲知假借及字之雅俗,正不易耳。

  作古文篆,当据《说文》所载,及《博古图》等书,取其字易识者用之,难识者勿用。以上所论,乃字体也。既知字体,当讲求作字家法,此非多见古碑版,不能知也。

  篆书碑版,以《石鼓》为最古,相传以为周鼓,盖籀文也。其字大小不等,方圆斜整不拘,然有疑为宇文周时物者。唯秦碑实为小篆之祖,今传于世者有《琅邪》、《泰山》二碑残字。《峄山碑》亦有宋人刻本。《峄山》前段韵语字体皆方,后段诏书及《琅琊》、《泰山》残字(二碑残字亦皆诏书)皆稍圆。至汉碑篆书,则多方体,有颇近缪篆者。吴《天发神谶碑》更方,而有棱峻厉极矣。唐李阳冰书,则纯用圆转之笔,宋僧梦英、郭忠恕皆阳冰嫡派。

  梦英与郭忠恕论篆书有云“挠而无折”,又云“方上圆下”,二语最得阳冰家法。“方上圆下”如“口”字是也,下圆是一笔挠转,上两角方,则两笔所凑合也。凡阳冰书,方者是凑合处,非一笔所接折,故曰无折。

  篆书笔画两头肥瘦均匀,末不出锋者,名曰“玉箸”,篆书正宗也。其垂笔末渐肥大,如汉《尹宙碑》额,或出锋如《天发神谶》,皆非小篆正派。

  篆书笔画两头有圆者、有方者。其圆者,秦碑是也;方者,《天发神谶》是也。

  篆书有不垂脚者,有垂脚甚长者,唯二李(李斯、李阳冰)最为适中。

  楷书笔锋全露,隶书稍藏,篆书更藏。然锋虽藏,而意仍在也。其有起、有应,正与隶楷同。如“艸”字两“屮”,形虽同而精神则左右相顾,即“屮”字两旁亦然,并非两边如一,有似印版也,非深于此道者不能知也。

  作篆以雅正为尚,李阳冰《谦卦》,奇形迭出,殊不足尚。至梦英十八体之恶劣,更不待言矣。作印固当学篆书,且当学隶书,古印往往似汉隶。

  古人名印,其文曰“姓某”、曰“姓某印”、曰“姓某之印”、曰“姓某私印”、曰“姓某印信”。二名则曰“姓某某”、曰“姓某某印”,其印字在姓下,回文读之也。单名者不得回文读也。有称臣者,曰“臣某”,二名则曰“臣某某”,不加姓,亦无“之印”、“私印”等字。今人作印,称臣又加姓与印字,非古法。

  古人字印曰“姓某某”,后人多不加姓,又加“氏”字者,曰“某氏某某”。近有以姓名字合为一印者,有云“某某一字某某”者,皆非古法。

  古多两面印,一面姓名,一面曰“臣某”(凡称臣者必两面印),或一面姓名,一面姓字,亦有一面姓名,一面作吉语,如“大年”、“长幸”、“日利”、“常富”、“长乐”之类。

  古无道号印,今人竞尚道号。如作道号印,则作朱文为宜,然白文亦无不可。古姓名印,无加地名者,后人有之,如“赵郡苏氏”、“楚国米芾”是也。今人多以官衔作私印,然须用古官名,或今官名为古所有者。此与成语作印无异,否则似官印也。或有不古不今,凭空杜撰,贻笑识者矣。

  屋匾作印,以唐人“端居室”三字白文印为最古。吾子行云:不若用朱文。

  昔人用收藏图书印,文曰“某某图书”,此印章所以讹俗称“图书”也。亦有曰“某某家藏”、“某某珍玩”之类。

  古人封书印文曰“某某启事”,且有作韵语者曰“姓某某印,宜身至前,迫事毋闲,愿君自发,印信封完”。今人用“护封”等字,俚俗之甚。

  诗句、文句作印,古人所无,近人多尚之,亦颇有致。至有刻成篇诗文者,殊可笑。

  昔人有自撰二语作印者,姜白石之“鹰扬周郊,凤仪虞廷”是也(隐寓“姜夔”二字)。有以俗语作印者,吾子行之“好嬉子”是也,然不必效之。既知作印之式,宜讲章法、笔法。吾子行谓,印文当平方正直,纵有斜笔,当取巧避过是也。然此所论乃其常格,古印亦有用斜笔、圆笔者,总在章法相配得宜耳。

  子行又谓,印字有自然空缺,悬之最佳是也。又当知有一空处,必更有一二空处配之。

  子行又谓,印字笔画多者,占地多;少者,占地少也。但如四字大印,则占地宜略相等,不可多少悬殊。

  古印字画,疏密肥瘦均匀者为多,其不均匀者,其斟酌尽善处也,不均匀乃其所以为均匀也。

  篆书重文皆作二小画,此古法也。而俗工刻印遇两字偏旁同者,亦作二小画,谬甚。

  昔人论印文,不可臃肿,不可锯牙、燕尾。又谓古印字,转折处及起处、住处,非方非圆,非不方不圆,可谓形容尽致矣。总之深于篆隶之学,多见古碑、古器、古印,则方圆皆得其妙。不须以臃肿、锯牙、燕尾之类貌为古拙,即或有之,亦不足为病矣。

  近人作篆,于“十”字相交处,描之使圆。梁抚部《退庵随笔》言:有于黑漆方几,贴四圆纸,曰此篆书“田”字也。此虽谑语,深中其病。

  白文不可太细,太细者,必当有古劲朴野之趣;朱文不可太粗。明人朱文印,有字极粗、边极细者,俗格也。

  古铜朱文印,其字方正,而多逼边,边与字画粗细相等,或较字画稍细。

  古朱文小印,多阔边细画,其字往往破碎,诡异不可识,然甚奇妙。元明朱文印,字多与边连,其边之粗细,略与字等。

  古印多有半白文、半朱文,或三白文,一朱文。其章法一片浑成,遽观之,朱文亦似白文,其妙如此。

  一印中兼有白文、朱文,或白文有边,或中有界线,古人皆有法。若旁作龙虎,则虽古人所有,亦不必效,昔人尝论之矣。盖龙虎宜朴拙,工巧则俗矣。其无字之印,但作兽形及鱼鹭之类者,亦然。

  刻印有作篆极工,但依墨刻之,不差毫发即佳者,有以刀法见长者。大约不露刀法者,多浑厚精致;见刀法者,多疏朴峭野。孟蒲生孝廉云:“古人刻碑,亦有此二种。”蒲生深于篆隶、金石之学,其所论,往往造微。

  古印笔画断烂,由于剥落之故,不必效颦,印边断缺亦然。

  古铜印文(今人遇古铜印,辄曰汉印,其实不尽汉物也),古茂浑雅,章法则奇正相生,笔法则圆而厚、苍而润,有钗头、屈玉、鼎石、垂金之妙,与古隶碑篆无异,令人玩味不尽。然好古印者少,好时样者多,甚矣识古之难!

  古铜印或铸、或刻,刻者往往不如铸者之精。铸法有二:一为拔蜡,一为翻沙,盖拔蜡尤精。

  昔人谓唐时印皆九叠文,其实不尽然,厉樊榭尝辨之矣。九叠文甚俗,然实出于缪篆屈曲填满之法,但加甚耳。

  赵松雪始以小篆作朱文印,文衡山父子效之,所谓圆朱文也,虽非古法,然自是雅制。作印能作圆朱文,可谓能手矣。古印似汉碑,圆朱文佳者,则似李阳冰篆碑。

  印自文氏之后,遂为一家之派,汪尹子最佳。何雪渔、梁千秋之为白文,往往恶劣,浪得名耳。

  程穆倩以古文作印,但取新奇,不必效也。或偶为之,亦当用玉箸篆法书之。盖古文本当作尖笔,所谓科斗文也,以之作印,则不相宜。

  浙派今时盛行,其方折峻削似《天发神谶》及魏碑、隶书。近人变本加厉,或近粗犷,或又纤仄,颇乖大雅。

  前明及国初人以刻名者甚多,周栎园有《印人传》,观之可知诸家流派。近时汪氏印谱,自汉以来至近代之印,搜罗最富。吾粤则以潘氏《看篆楼印谱》所收为最夥,皆古铜印也。程易畴撰序,考证甚精,见《通艺录》。

  古官印不过方寸,私印尤小,今人多用大印,然甚难工,字少则尤难也。宋、元人官印甚大,多有佳者可仿之。明人大印,亦间有佳者,大约大印作朱文较易耳。

  今人印有小如豆者,亦古所无。

  古印皆正方,少长方者,至两小方相连,各刻一字者,后代乃有之。

  圆印、椭圆印、葫芦印,但宜作朱文。古铜印有椭圆“军曲”二字白文,天然配合,不能有意为之也。且椭圆印即作朱文,亦难工。如连环样,已纤俗,琴样、鼎样、楸叶样之类,尤俗之甚,不可用。复有因石形为之者,亦不雅观。

  两面印甚古,其后有四面印,且有六面印,五面刻字,一面作印,其钮上平,亦刻字。

  古有子母印,空其中而藏一小印也。古印皆用铜,王元章始用花乳石。今私印皆刻石,铸铜者少矣。孟蒲生云:“今人钤印用油朱,与铜性不相宜。”

  晶、玉印难刻,若令工人凿碾,多不如人意,不如用石,固不必贵玉而贱珉耳。古铜印之体皆扁(即两面印亦扁),或兽钮(兽头或正,或左顾,无右顾者)、或龟钮、或瓦钮、鼻钮、其贯钮必横。今人石印多高如石柱,雕刻人物山水,尤近俗矣。

  石印刻款字于旁,亦有致。然其语与字皆宜雅,否则不如不刻。古人封书以泥,印以印之,其后用水和朱,又其后乃用油。今有仍谓油朱为印泥者,取其语近古耳。

  古人书画署名,不必皆钤印,即钤之,亦只一印。今人辄钤两印。至卷端及下角与接纸处皆可钤印,盖自宋、元以来已如此。昔尝有讥人用引首印者,此泥古之论也。


楹联: 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

门头:敦崇实学


    钟山书院联,陈澧题。

    博学于文:广泛地学习古代文化典籍。《论语·雍也》“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行己有耻:自己的行为要符合羞耻之心。《论语·子路》“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钟山书院:在金陵上元县城(今南京市)。清雍正元年(1723年)两江总督查弼纳倡建,选通省士子肄业其中,延师教训,门给廪璈。有大门、讲堂、斋舍等主要建筑百余间,规模较大,世宗御赐“敦崇实学”额。是清代南京最重要的书院之一。清雍正十一年赐帑金千两,定为省城书院,复加修葺。乾隆元年(1736)总督尹维善勒石《白鹿洞规条》和《分年读书法》于讲堂,院长杨绳武定规约10条,强调立志立品,勤学读书,穷经通史,戒抄袭请代和矜夸异毁,为之辩论古文源流和诗赋派别,判明制义得失。四十六年(1781),总督萨载定书院规条,院长钱大昕定条约,师长由督抚学政延聘,生徒系由道员稽查,州县择选,市政使等再加考验,方准入学肄业。乾隆时院内生徒已达数百人,分内课、外课、附课三类,外籍者有本学学官印文可附试,并拨给驻防八旗子弟名额,附课无额,后无论本省、外省士子均可肄业,规模甚大。每月官师课各一次,逢科举年,一月三次,官一师二,每试扃门,有午饭,肉一方,蔬一盂。课程初以科举诗文为主,乾、嘉、道间主讲者多欲改之。卢文弨两主院事,历时十年,《钟山札记》即其在书院校勘所积,又曾精选少年新生四五人专习古文,不课时文,以图其潜心于经学,未果。钱大昕掌教四年,教士以通经读史为先,《廿二史考异》即在此写成。姚鼐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起先后掌教主讲二十年,嘉庆二十年(1815)老死于钟山,以古文义法教生徒,门弟子知名者甚众。其后朱珔每月立小课以经解诗赋试士,胡培翠倡导实学,唐鉴倡程朱之学,风格各异,然成就皆卓。道光九年(1829)布政使贺长龄筹款新建院中斋舍,为书院课艺集作序,勉励诸生“毋以文视文,而反之于心,必求其有得”,出所编《皇朝经世文编》以教士。咸丰间曾国藩借地重开,“堂庑斋舍之制十不逮一”。光绪七年(1881)总督刘坤一“乃规旧址廓而新之”,清末改为江南高等学堂。同光间主讲著闻者还有李联琇、梁鼎芬、缪荃荪等。钟山书院藏书丰富,创办之初就有藏书,当时督宪颁给《易经》、《春秋》、《册府元龟》等书籍31种119套。后来乾隆皇帝游江南时,又赐钟山书院武英殿刻印本《十三经》、《二十二史》各一部。除御赐外,公卿大夫、以方官吏也时有赠书。钟山书院藏书的保管与流通有章法。据《钟山书院志》记载:存书的杉木大书橱“安顿内厅堂上,每乘书橱大锁一把,钥匙交副掌教收执。如岁暮及新年时节,副掌教归任,将钥匙送江宁府谨收,不许疏失。平时院内师生要看,须另册注明,以免遗散。”严格的管理,使藏书得以长期保存。钟山书院历任山长有杨绳武、夏之容、卢文弨、钱大昕、姚鼐、胡培翚、陶澍、唐鉴、李联琇、梁鼎芬、缪荃孙等,他们大多为学者型藏书家,对书院藏书有独到贡献,书院藏书也成为他们著书立说的便利条件。如校勘学家、藏书家卢文弨,两度任钟山书院山长,他的《钟山札记》就是在主讲钟山书院时校甚群经所成。后继山长钱大昕是考据学家、藏书家,他的《廿二史考异》,也是利用钟山书院藏书和私人藏书才得以完成。


    陈澧(1810-1882):清代著名学者。字兰甫、兰浦,号东塾,出生于广州木排头,世称东塾先生,广东番禺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六应会试不中。先后受聘为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于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文、填词、书法,无不研习,著述达120余种,著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声律通考》等。陈澧对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文、诗词、篆、隶、真、行书,无不研究。25岁时,开始著书。早年著作,以乐律、音韵为中心,撰《声律通考》,详考古今声律的差异,以探求和保存古乐,又作《琴谱律》、《箫谱》;作《切韵考》,附《外篇》,专门研究古代切韵。地理学方面,以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最重要,指出地理之学,当自水道始,知汉水道,则可考郡县,又有《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纠正郦道元述西南诸水之误。同治三年(1864),应广东巡抚郭嵩焘之聘,负责总核《广东舆地图》。咸丰五年(1855)起,编纂《汉儒通义》,咸丰八年刊刻行世。该书集汉儒义理之说,论证汉宋各学派门户之见无据,应求其通。同年,开始撰写《学思录》通论古今学术,积稿数百册,但未及完成。同治十年(1871),大病几死,愈后感全书不易完成,遂撷取原稿部分内容,写定为《东塾读书记》,全书内容包含对经学源流得失的研讨,兼及九流诸子、西汉以后的学术,其中主要部分是对经学的研究,而关于音韵学的论述,更为精粹。该书传到日本,为日本高等学校治汉学专业的必读书。史学著作最重要者为《申范》,为《后汉书》作者范晔辨诬。此外还主修同治《番禺县志》、《香山县志》,参加光绪《广州府志》的纂修。数学著作有《弧三角平视法》、《三统术详说》。据不完全统计,生平著述达120余种。晚年,复致力刊行重要典籍,得盐运使方浚颐之助,设书局主持其事,先后刊行《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提要》、《通典》、《续通典》等。光绪七年(1881),朝旨赏给五品卿衔。翌年正月二十二日(1882年3月11日),病逝于广州。


    敦崇实学:世宗御赐钟山书院“敦崇实学”额。语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圣天子稽古右文,敦崇实学,昭昭乎有明验矣。”《中国实学思想史》认为“中国所谓实学,实际上就是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多层次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学者那里,其实学思想或偏重于‘实体’,或偏重于‘达用’,或二者兼而有之,或偏重于二者之中的某些内容,……”。“实体实学”,是指中国实学的哲学基础。它主要包括以“气”(或元气)这一物质实体为本的本体论、以实践(力行)为基础的实知论、以“性气相资”为基本内容的实性论、以“实修”为主要修养方法的道德论、以利欲为基础的理欲统一说(包括义利统一说)等。从中国实学史看,讲“形而上”可以是“虚学”,也可以是“实学”。从本质上,佛教、道家和理学末流讲的“形而上”是属于“虚学”,而中国实学家讲的“形而上”则属于“实学”。中国实学(特别是明清实学)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概念。它既有气(或元气)实体哲学,道德实践之学,又有经世实学(包括明经致用论与史学经世说)和科技实学,还有启蒙实学和考据实学等。北宋以前,不管是孔子提出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中庸》提出的“成己成物”之说,还是《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先秦至汉唐儒学“内圣外王之学”的不同表述方式。汉唐儒者在同佛、老的长期辩论中,深刻地认识到要想从哲学上驳倒佛、老,就必须吸取佛、老的本体论思想,以“体用不二”(或叫“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新的致思理路,将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之学”升华为“明体达用之学”,从而构成了中国宋学的基本理论模式。“明体达用”与“内圣外王”两种理论模式的最大不同,就是“明体达用”在继承“内圣外王”思想的基础上,又容纳了佛、老的本体论观念。“明体达用”这一理论模式,不但从体用相结合的高度发展了儒家的思想,而且也提出了建构中国实学的基本框架。它所包含的“实体”与“达用”,实际上是中国实学的两翼或两足,密不可分,缺一不可。随着历史的演变,实学家或偏重于“实体”,或偏重于“达用”,或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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