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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22 朱兴和 | 海滨遗民诗人群体的崇陵情结

三会学坊2018-12-23 02:40:18

海滨遗民诗人群体的崇陵情结

朱兴和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载于胡晓明主编《中国文史上的江南——“从江南看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去世。三个月后(宣统元年二月初八日),光绪陵寝崇陵在清西陵破土动工。1909年(宣统元年)三月,光绪梓宫移至梁格庄行宫,在西陵的地面等待入土奉安。两年半后,清帝国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之中灰飞烟灭。崇陵,这一藏在深山之中的陵寝工程,从此成为清遗民魂牵梦绕的神圣地标。民国初年,围绕崇陵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牵动着上海遗民诗人群体的神经。  


一、拜谒崇陵

由于开明的改革态度和一直被压抑的特殊遭遇,光绪帝在士大夫阶层中获得了广泛的尊敬和同情。在很大程度上,自戊戌变法以来,光绪皇帝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符码,既与国家所遭遇到的深痛巨创紧密相关,也与清末士大夫阶层的爱恨荣辱紧密相连。清帝国的覆亡又加剧了士人们对光绪的恋慕之情。因此,他的灵柩和葬身之所——崇陵,在忠于清室的士人们的心中有着无比神圣的地位。这种情愫相当深厚,可以称之为“崇陵情结”。


民国初年,大多数清遗民都有崇陵情结。不少人都把拜谒光绪陵寝作为排遣心中悲慨和抒发亡国遗恨的方法。民初以谒陵举动而闻名的有两人,即住在天津的林纾和住在上海的梁鼎芬。而梁鼎芬则是上海遗民圈中最具崇陵情结的代表人物。


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号节庵、藏山叟,室名海西庵、葵霜阁,广东番禺人。光绪二年(1876年)举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汉阳知府、湖北按察使之职。清末民初,梁鼎芬曾多次拜谒崇陵。早在光绪梓宫移往梁格庄时,梁鼎芬就曾冒着风雪亲与其事。清帝颁布逊位诏之后,梁鼎芬也曾到光绪灵柩前痛哭了一场。1912年秋,梁鼎芬再次北上拜谒崇陵。此时,已有一大批前清官员和士大夫聚居于上海租界之中,隐然形成了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遗民社群,因此,梁鼎芬的此次谒陵活动在上海遗民圈中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谒陵归来,梁鼎芬带回了一些与崇陵有关的小物件,遍贻圈内同人。例如,前清军机大臣瞿鸿禨和前清署理安徽巡抚沈曾植都曾从梁鼎芬那里得到过崇陵小石片,这些小石片引发了深沉的故国之思。瞿鸿禨创作了一首题为《壬子晚秋梁节庵诣梁格庄叩龙骦仰瞻崇陵地宫捧石以归兼贻鸿禨宝藏恭志崇陵片石词》的长篇七言歌行,诗中说:“我亦当年捧日人,不驱蝼蚁辜恩厚。驽下徒伤先帝明,流离暮齿复何有?”字里行间包含着深沉的愧怍。瞿鸿禨在光绪末年曾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之职,1907年因政治斗争失势而被开缺回籍,不久,清朝覆亡,因此,面对清朝之亡和崇陵的石片,他既有深深的遗恨,又有入骨的惭愧。沈曾植《葵霜谒陵归贻余片石》诗云:


“衣边河朔风尘色,身自清都帝所回。片石冤禽怀耿耿,五陵佳气望焞焞。孤臣下拜鹃啼苦,率土精诚马角催。我愧杜门薇蕨饱,行鰧无分共崔嵬。”


除悲苦之外,亦有愧怍之意。愧怍即是他们因为无力挽回清朝覆亡的命运而产生的负疚感。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物件承载着太多太重的政治情怀。在反复瞻玩的过程中,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温着对旧王朝的记忆,一次又一次地抚摸着亡国的伤疤,同时,也在道义上表达了对梁鼎芬的支持,在圈内传递和加强着为清守节的政治信念。事实上,梁鼎芬的此次谒陵再次加强了上海租界中清遗民的政治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清遗民诗社超社的成立。


不仅如此,梁鼎芬还借由崇陵石片,委婉地向王运表达了劝阻出仕之意。壬子(1912年)十一月,袁世凯为了改善北京政府的形象和加强统治,曾派人迎请文坛耆宿王闿运出山做官,一个月后,王从湖南来到上海,旨在打探消息,以决定是否应该出仕。王氏上海之行的目的,上海租界中的清遗民如陈三立、沈曾植、陈夔龙(前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人心知肚明,纷纷写诗予以劝阻。梁鼎芬也曾给王闿运一片崇陵石,并以诗相赠,诗中有“崇陵片石归装稳,头白临分泪对潸”之句。鉴于上海租界中遗民诗友的劝阻,王闿运在上海逗留月余之后折回湖南,暂时没有接受袁世凯的聘任。可见,崇陵在清遗民圈的语境中,已然成为一个很有分量的政治符号。是否忠于崇陵,已成为考量前清土人名节和出处的试金石。


二、崇陵工程之停顿与复工

如何让光绪的灵柩尽快落葬,这是清遗民们念念不忘的大事。清帝逊位之时,袁世凯曾在《清室优待条件》第一项第五款中承诺:“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安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但是,此承诺并未不折不扣地予以兑现。1912年秋,因为经费的问题,崇陵工程一度陷入停顿之中。因此,是年秋,梁鼎芬谒陵归来,还带来了崇陵工程延误的消息。


这个消息在上海遗民圈中激起了普遍的愤慨,也引起了大量的关注。悲愤之余,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清遗民开始以募捐的方式主动为崇陵工程筹集经费。其中,最积极之人当是梁鼎芬。1912年冬天,梁鼎芬曾为募捐而四处奔走,除了带头捐款之外,他还在北京琉璃厂订制了两白个瓷瓶,在崇陵装满雪水之后加以密封,然后发送给分布在各地的前清遗老和王公大臣,甚至还亲自登门说明情况,要求捐款,最后竟然募得了一笔巨款。避居上海的清遗民应该都曾有过捐款,瞿鸿禨诗集中有一首诗题为《节庵贻雪水一瓶并几筵祭果恭志哀感》。沈瑜庆(前清贵州巡抚)诗集中也提到“梁髯惠崇陵雪水”,可以证明,梁鼎芬为崇陵募捐的行为得到了上海遗民圈的广泛支持。后来,陈夔龙在《花近楼诗存》自注中也说“客冬梁髯来,云崇陵工停款绌,余曾敬捐钜金。”亦可以证明此事的确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在梁鼎芬和众遗民的努力和舆论压力之下,后来,袁世凯政府为崇陵工程拨了一笔专款,崇陵又重新开工并最终顺利完工。这说明,在民国初年的政治生态中,崇陵的墓主光绪皇帝以及忠于光绪的清遗民们还有着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


三、隆裕之丧

就在梁鼎芬等人积极推动崇陵复工之际,癸丑正月十七日(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叶赫那拉氏(即光绪皇后)在紫禁城中去世。这个消息再次触动了旅沪遗民的政治神经。他们纷纷写诗追悼隆裕。例如,瞿鸿禨写有《孝定皇后挽词》四首,沈曾植有《大行皇太后挽歌辞》四首,缪荃孙有《隆裕太后挽词》两首,周树模有《隆裕皇太后挽词》两首,陈夔龙也写了《大行隆裕皇太后挽诗》三首。这些诗中充满了丧君之痛和亡国之恨:


云黯苍梧野,春催白奈花。凄凉陈蜃卫,仓卒驭灵车。文母尊新室,冲人痛汉家。颓天终莫补,遗恨泣灵娲。(瞿鸿機《孝定皇后挽词》其一)


华盖凄无色,齐州黯不春。雪寒闻鹤语,地老泣虫人。无分陪临位,超遥望帝晨。空传朝夕奠,穷海蛰孤臣。(沈曾植《大行皇太后挽歌辞》其一)


神驭三山杳,悲怀四海同。徽音殊未达,火德已云终。名免佥降表,魂犹恋故宫。无穷家国恨,邢尹更交攻。(缪荃孙《隆裕太后挽词》之一)


经呗西僧各诵持,南斋例进有哀词。何人特笔书正月,此日徽音动四夷。眼见觚棱金爵下,传闻车驾哕鸾移。诸贤元祐今安在,泪洒荒原麦饭时。(周树模《隆裕皇太后挽词》其二)


缪荃孙诗作写成之后,曾寄给避乱日本的王国维,王国维在回信中曾提及此诗,而且,隆裕死后不久,王国维立即创作了一首题为《隆裕太后挽歌辞九十韵》的长篇排律,不久前还创作过著名的《颐和园词》,两首作品都曾寄给避居于上海租界的缪荃孙和梁鼎芬。可见,王国维与上海遗民诗人对光绪和隆裕有着完全相同的态度和情感,不仅相同,而且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这一细节常被忽略,事实上却关系到现代思想史的宏大叙事。


就地位而言,隆裕太后是清朝覆亡之后紫禁城小朝廷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清逊位之后清遗民们心中最高的权力象征。虽然海滨遗民们与隆裕本人基本上没有接触过,但是,她的存在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其一,一年前,正是经过她的同意,清王朝才正式颁布了逊位诏书,孤儿寡母的被迫退位成为遗民们心中永远的痛,所以,隆裕可以说是清帝国覆亡的人格象征;其二,隆裕是光绪的遗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她也是光绪皇帝和光宣时代的缩影。她的去世意味着光宣时代的正式终结,自然会引发遗民们对光绪皇帝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清遗民在隆裕去世之后的哀恸反应也正是崇陵情结的重要表现。


在隆裕丧期之中,癸丑年(1913年)二月廿二日,十几位避居上海租界的遗民人成立了超社(两年后,超社又改组为逸社),其中,陈三立、沈曾植、樊增祥、梁鼎芬、周树模、左绍佐等人都是清末民初古典诗坛之翘楚。二月廿七日,隆裕灵柩移往西陵梁格庄暂安殿。超社成员中,沈瑜庆和梁鼎芬曾专程北上参加了丧礼。梁鼎芬不仅身着前清衣冠恭行三跪九叩之大礼,还厉声斥骂了与丧的民国政府外交总长孙宝琦,使其十分难堪。因为孙氏曾经担任过山东巡抚一职,在丧礼上以西装亮相,未着前清衣冠。在遗民主导的“国丧”场景中,这样的衣冠显然是不同政治立场的表征,难怪要刺痛遗民的神经而成为众矢之的。半个世纪之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颇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场景,足见那场发生在崇陵前的新旧衣冠之争在遗臣遗民那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梁鼎芬的行为立即在逊清王室、清遗民圈内和超社内部传为佳话,使他们有扬眉吐气的快感。沈瑜庆回到上海之后,曾在《樊园修禊分韵得群字》一诗中提及梁鼎芬在隆裕丧礼上的表现,诗中说:“大义伸梁髯,礼服持旧君。彼其实不称,正论闻一熏。”自注云:“某中丞洋装向隆裕太后几筵前行鞠躬礼,为梁节庵所呵斥。”可见,梁鼎芬的行为是超社第二次雅集时诗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后来,超社、逸社诗人群还曾多次提及此事,一方面旨在赞扬梁鼎芬对于故国故主的忠诚,另一方面,也在神游冥想之中想象和回味当时的情景。可以想见,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精神补偿和心理满足感。这说明,由于清遗民诗人所怀有的崇陵情结在民国初年的大环境中饱受压抑,所以随时都可能产生激烈的反弹,也迫切地需要充分的自我表达。


四、崇陵种树之命

癸丑(1913年)秋,崇陵终于竣工。十一月十六日(12月13日),光绪和隆裕的灵柩落葬崇陵。梁鼎芬和沈瑜庆再次北上,参与了奉安大典。奉安礼毕,梁鼎芬哭倒在地,不肯出地宫,准备以身殉葬,最后被从人背出地宫。虽然后人在叙述此事时笔含讥讽之意,但梁鼎芬对光绪的感情却是发自肺腑的。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动过殉葬崇陵的念头。余绍宋在《节庵先生遗诗》序言中说:“癸丑春间,公有三良之志而不得遂。” “三良”即殉葬秦穆公之良臣。梁鼎芬《无题》诗亦云:“秀夫赴海心难灭,正则沉湘志可哀。怅望千秋吾泪在,崇陵桥下有人来。”此诗约作于1913年春间,诗中提到自沉之陆秀夫和屈原,说明在隆裕暂安礼前后,梁鼎芬即已动过殉葬崇陵之念。



梁鼎芬之所以没有生殉崇陵,是因为是时还有心事尚未完成。其中一件便是为崇陵种下长青之树。崇陵奉安之后,梁鼎芬的忠心得到了逊清王室的高度赞许,逊清王室任命他为“崇陵种树大臣”,命其以所募之款项绿化崇陵(壬子冬梁鼎芬所募之款后来没有用于建造崇陵,后来,梁鼎芬为崇陵植下了40601株树木)。崇陵种树之命在超社诗人群体中再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癸丑十二月四日(1914年1月9日),超社诗人在樊园举行集会,集会的主题是为梁鼎芬饯行,送其前往崇陵植树。与会者有瞿鸿禨、陈三立、沈曾植、樊增祥(前清江宁布政使)、吴庆坻(前清湖南学政)、吴士鉴(前清翰林院侍读)、缪荃孙(前清京师图书馆正监督)、王仁东(前清苏州粮道)、林开謩(前清江西布政使)和梁鼎芬等人。


从此次集会的诗作来看,上海遗民诗人群体对于梁鼎芬种树之举持高度支持和赞赏的态度。瞿鸿禨、陈三立、吴庆坻各作七古长诗一首,缪荃孙有七律一首,吴士鉴有七律二首,沈曾植有五古四首。兹举沈曾植五古一首为例:


种桑浮沧海,种松忍霜雪。岁寒拱卫心,温诏咨忠实。郁郁五云飞,祠宫闻咤噫。白山玄鹤归,衔有丹书吉。秧收九山秀,根蛰三冬直。忍死且须臾,成材巩皇极。将行奉觞酒,江水黯行色。


按,“温诏咨忠实”是指癸丑之冬梁鼎芬受到逊帝溥仪召见之事。后来,陈曾寿(前清广东监察御史)亦曾在诗中描述溥仪召见梁鼎芬的情形:“嗣皇念精忠,临轩召入觐。松柏旌其庐,郁律天章劲。巍峨金栗堆,有待贞柯荫。帝曰种树职,直节惟汝称。殊恩出阽危,九死宁足殉。”可见,梁鼎芬因为对崇陵的忠诚而获得了逊清王室的褒奖,而这又是清遗民群体特别看重的无上荣光。“祠宫闻咤噫”是指梁鼎芬在隆裕暂安礼上呵斥孙宝琦之事。“忍死且须臾”暗指梁鼎芬准备殉葬之举。整首诗中表达了对梁鼎芬的敬意,同时也意在激励同人忍辱负重、继续奋斗。其他人的诗作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可以说,送梁鼎芬前往崇陵种树是癸丑腊月1914年1月中超社诗人群体十分关心的一件大事。此次集会进一步加强了超社遗民诗人群体内部的政治认同。


围绕崇陵,以后还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比如,梁鼎芬在崇陵种树时,袁世凯曾派人行刺,而刺客被大义凛然的梁鼎芬所感化。这一说法后来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中得到了印证。又如,李瑞清曾创作《崇陵种树图》,并题写了一首五古:


精卫衔微木,焉知沧海深。夸父逐白日,投杖成邓林。九天盖云高,照此孤臣心帝昔登遐,攀号尚余音。弓剑委荒野,坐见大陆沉。下为蝼蚁欺,上为霜雪侵。奔走告四方,孰能察余忱?一旦邱陵安,穷山郁嵚崟。其东植桐梓,其南种杞李。其西树松柏,其北女贞子。溉以眼中泪,莽莽参天起。草木有荣枯,臣心终不死。


此图在上海遗民诗人群体中广泛传阅,得到了许多人的题跋。可以想象,在反刍般的追忆中,崇陵情结在海滨遗民诗人的心中占有何等沉重的分量。


后来,梁鼎芬又曾多次参与崇陵祭典,并且不断地从崇陵寄回或带回一些物品,赠给上海的遗民同道。例如,乙卯正月十七日(1915年3月2日)隆裕太后两周年忌日,梁鼎芬曾亲与祭典。事后,他在给沈曾植的信中说:“奉宁镇总兵、奉宸苑卿、鼎芬三人,皆钦派于隆恩门,引阶上,随班文武执事员于阶下,礼节整肃。汉臣惟鼎芬一人耳。”将与祭崇陵视为特殊的恩荣。此次祭典之后,梁氏将所得祭品分赠给遗民同道,沈曾植等人都收到过祭品。丙辰正月十七日(1916年2月19日)隆裕太后三周年祭日,梁鼎芬仍然到梁格庄随班祭奠,仍将所得祭品寄回上海,分赠给沈曾植等人。而梁鼎芬的每次谒陵举动或从崇陵带回的小物件,都要在上海遗民诗人群体中引起不小的情感波澜。可以说,崇陵情结一直陪伴着他们走向生命的终点。


五、崇陵情结与孤臣孽子之心

崇陵不仅是清遗民政治情感聚焦的对象,而且还是激励凊遗民从事复辟活动的力量源泉之一。光绪皇帝在位长达34年之久(1875—1908),其间,发生过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维新变法、庚子事变和清末新政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一时期正是以超社、逸社诗人为主体的上海遗民诗人们的青壮年时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在光绪年间考中举人和进士,然后进入清帝国的官僚体制之中,大多数人也都是清末历史的参与者。因此,在他们对崇陵和光绪的情感之中,包含着丰富的个体生命体验。中华民国的建立无法消除深藏在他们心中刻骨铭心的情感纽带,也无法改变他们忠于清廷的政治立场。进入民国之后,绝大多数清遗民都在暗中从事或暗中支持着复辟清朝的政治活动。复辟,成为清遗民念兹在兹的心结,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即“孤臣孽子之心”,这是包括梁鼎芬在内的绝大部分清遗民诗人晚年的重大心事。而崇陵情结已成为激励他们从事秘密政治活动的一大精神支柱。


上文中已经提及李瑞清为《崇陵种树图》所题写的一首五古。此诗中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女贞子”(冬青树)和“臣心不死”等意象,无不指向复辟清室的隐秘心事。这又是清遗民诗人群体内部共同分享和期待的“中兴大业”。类似的遗民诗文意象也是他们诗作中一再使用的通用语汇。例如,陈曾寿曾在《题节厂师崇陵种树图》一诗中说:“投袂起孤臣,誓衔微木徇。不济将无归,亲知挽不瞬。……昔人表冬青,辛苦悲至行。”


每一个表达崇陵情结的诗歌意象都有丰富的政治内涵和文化意蕴。“女贞(冬青)一词就是典范之一。这一词汇与宋代遗民的事迹勾连甚深。1279年南宋之后,蒙元江南佛教总管杨琏真伽掘开会稽皇陵,用南宋皇室遗骨修建了镇南塔,引起了南宋遗民的极大愤慨。谢翱与唐珏、林景熙等人冒险收回宋高孝宗、理宗的遗骨,秘密埋葬于绍兴兰亭山。葬毕,又移植宋故宫冬青树种于墓旁,作为祭奠的标识。事后,谢翱在《冬青树引》中说:“愿君此心无所移,此树终有开花时!”暗寓抗元复宋之意。此后,虽然复宋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是种植冬青的事迹在明清两代士大夫中广泛流播,在心灵之间的信息传递中,获得了越来越深厚的政治内涵和文化意蕴,“冬青”一词于是成为表露遗民情怀和表达复国决心的经典语汇。因此,崇陵种树之举就其本身而言是对南宋以来遗民文化的承继和响应,同时,也包含着矢志复辟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确实是清遗民诗人群体中心照不宣的共同秘密。由此,梁鼎芬崇陵种树之事,除了被少数人(如郑孝胥)所批评之外,在遗民圈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他们看来,植树于崇陵,即是复辟清室的象征。他们不仅以诗文的形式,更以实际行动和九死不悔的热情,共同支持和参与了复辟清室的密谋。多种数据可以证明,梁鼎芬、沈曾植、陈曾寿、王乃征、瞿鸿禨等一大批遺民诗人都曾卷入1917年的张勋复辟事件。事败后不久,梁鼎芬郁郁而终。按照遗愿,他被安葬于崇陵之侧。可以说,崇陵情结影响了梁鼎芬生命的最后10年,甚至还影响了他的后事。而暂未老死的遗民同道们仍然倔强地梦想和筹划着复辟“大计”,直至走向生命的终点。他们曾深深地介入了民国年间的政治活动,他们流传下来的诗文作品也是民国文学史上的一道需要被重新审视的风景线。


六、崇陵情结与中国

文化中的谒陵传统


萦绕于清遗民诗人心中的崇陵情结与宋明以来的谒陵传统有很深的渊源。


在中国文化中,谒陵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是古人表露对帝王和政权的情感的重要方式。在承平时期,周期性地举行谒陵典礼也是历代王朝建构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易代之后拜谒先朝王陵之举又包含着与承平时期不同的思想内涵。遗民的谒陵行为无疑具有更多的政治意味和情感浓度。谒陵,在宋明之后产生了特殊的文化意义。经过宋元和明清的两次易代,谒陵成为中国文学中十分重要的遗民文化符号。蒙元征服江南之后,试图通过摧毁南宋皇陵的方式来摧毁南宋臣民的心理防线。但是,南宋遗民(主要是谢翱与唐珏、林景熙等人)却通过冬青树和诗文筑起了一座无法摧毁的精神陵墓。关于他们的一切,诸如“所南心史”“西台恸哭”“井中铁函”,后来都成为激荡人心的文化符码。


明清易代之际,满清统治者深知明代王陵的政治分量,曾经围绕明朝王陵(主要是十三陵尤其是思陵,以及南京的明孝陵)做足了文章,显示了高超的政治建构技术。比如,顺治入关之后,立即下令重殓崇祯遗体,并隆重改葬于思陵,令朱明臣民感叹欷獻。多铎在攻克南京之后,立即拜谒了明孝陵,使寒光凛凛的屠刀多了几点温柔之色。接着,明十三陵和孝陵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祭奠。康熙和乾隆南下江南,还曾数次拜谒孝陵,以至于江南父老感动得痛哭流涕。历史充满了吊诡——保存前代王陵的举动恰恰可以从根本上摧毁建筑在遗民心中的前朝陵墓。但是,仍有一大批杰出之士拒绝投降,于是,物理形态上存在着的明陵便成为他们偷偷谒拜的对象。


有过谒陵经历的明遗民为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顾炎武。据《清史稿·儒林二》记载,顾炎武曾“四谒孝陵,六谒思陵”。至今,亭林诗集中仍有大量的谒陵诗作。其沉痛感怆令读其诗者不得不掩卷长吁。屈大均也曾拜谒孝陵和思陵。郑成功和张煌言曾于1659年率军迫近金陵,遥望孝陵,钱谦益、傅山和归庄等人的诗集中都或明或暗地涉及此事,陈寅恪曾在《柳如是别传》中揣摩、考察了个中心曲。


民国建立之后,袁世凯修筑崇陵,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收买人心的意味,但由于他自身的表现太过拙劣,崇陵不仅不能发挥清初思陵、孝陵的政权建构功能,反而为清遗民的拜祭活动提供了确切的目标。由于时世的沧桑巨变,在谒陵问题上,清遗民比宋明遗民有更多的行动自由。但也由于时世的沧桑巨变,清遗民的崇陵情结与宋明谒陵传统之关系很难评断。诚然,清遗民诗人也经常提及宋元遗民的谒陵举动,并确确实实地将他们奉为精神的偶像,也俨然将自己视为前代遗民的文化续命人。但是,从清朝到民国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关捩点,数千年未有变局毕竟不同于宋元明清的改朝换代。因此,数百年间史迹与心迹,史心与诗心,若断若续,若即若离,究竟应该如何评判清遗民的崇陵情结,于是成为一个十分纠结的问题。


七、结语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崇陵情结体现了清遗民诗人对于清帝国和古典政制的无限忠诚,它与民主共和的现代理念截然不同,与民族主义和进化观念主导的现代思潮难以融通。百年以来,中国知识人的政治理念和思维模式已被现代意识形态和社会进化论重新格式化,已经无法兼容君主政制的理念体系。这是清遗民诗人至今无法被充分接受的根本原因。其实,从古希腊哲人如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界在探讨政制优劣的时候往往具备理性分析的精神,反对先入为主的价值僭越。即便是率先介绍现代西方政治理念的思想先驱严复也曾认为,帝制比共和更适合清末民初的中国。严复的看法暗示着,梁鼎芬等清代遗民诗人的崇陵情结不仅仅是他们对光绪和清帝国的政治情感的凝结,可能还有现实的和内在的合理性。况且,仔细地考究以梁鼎芬、陈三立、沈曾植、陈曾寿、李瑞清等为代表的清代遗民诗人的身世、性格、品行和心曲,往往可以发现执拗、怪癖的言行背后包含着高古的气节、深厚的政治关怀和真挚的道德热情,不允许我们忽略他们的存在。崇陵情结所缠绕着的这批遗民诗人,绝大部分是晚清士大夫阶层中的精英,亦即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对于现代政治理念,他们可能缺乏积极、有效的对接,但是,他们以生命的精诚,接续和印证了前代遗民所体认过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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