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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祯浩:孙中山致苏联政府的遗书

学术江湖2019-12-08 13:30:37

石川祯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京都大学文学博士。1963年生于日本山形县,1988年毕业于京都大学,2002年获京都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1984-1986年),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客座研究员(2001-2002年)。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主要代表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岩波书店2001年版;汉译[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早期共产国际和东亚》(共同编辑,不二出版社2007年版)等,发表的学术论文有《施存统与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华山为例》等近五十篇。

 

序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京逝世。当时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业绩。虽然他所志向的革命尚未完成,但是却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亚洲最早的共和国。对于这一伟业,是不容置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各界对于他逝世的反响,并不全是对他一生的赞赏之辞。也就是说,他所留下的“尚未成功”的“革命”,尤其是最后几年间他所推行的新形式的革命运动,在当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批判。正因为如此,他的死在全国所引发的反响,不得不平添了某种阴翳的色彩。

他晚年所主导的国共合作以及联俄的新方针,无疑是给当时的孙中山评价投下阴影的最大原因。例如,对孙中山所倡导的这一革命运动持反对态度的《时事新报》在他逝世之际刊登了如下的辛辣评论:“孙文今日死矣,实则死者止其形骸而已,至于其精神,吾以为则死已久矣”。由此可见,在1925年的中国,他死的意义不得不带有了很多不安定的因素。

他的死引起的不安定因素不仅仅是在外界,即使在国民党内部(或者说国共两党)也都存在着。自从国民党“一大”(1924年1月)召开,正式宣布“国共合作”以来一年多之后,以国民党长老为中心依然存在着不赞成与共产党合作的动向。而正当孙中山临终之际的1925年3月初,对国共合作、联俄路线持反对意见的冯自由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然进行了分裂活动。也有些干部党员,虽然没有表示如此明确的反对态度,也持阴奉阳违的态度。生前,孙中山对党内阴阳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极其愤慨。1924年8月,他当众训斥了主张解除国共合作的张继,甚至断言说:

我们的同志,还有我们的军队只有当命令对他们有利时才服从,反之往往拒绝服从。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会议录上记述了上述发言,并在孙中山发言之后作了如下补充:“会议在‘沉闷的气氛’中闭幕”。领袖既然说到了这种地步,想来也不会有人再有异议。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国共合作路线,如果没有孙中山如此强硬坚持的话,它的推进、维持是很艰难的。孙中山的逝世意味着这个强大的领导权的顷刻消失。这就是他的死和遗志,也就是他的《遗嘱》之所以带有沉重意义的缘由。

据一般的了解,孙中山的遗书由三个文件组成。即,①《国事遗嘱》(致中国国民党同志遗书)、②《家事遗嘱》(致家属遗书)、③《致苏联政府遗书》。在这三封遗书中,其产生过程最不清楚的是《致苏联政府遗书》。关于《致苏联政府遗书》,不只是它的产生过程(即是否是在正确反映孙中山遗志的基础上形成、签名的),就连这份文书本身是否存在也成了很大的问题,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

正是由于“国父”的死以及他的遗志非同寻常,因此,围绕着孙中山“遗嘱(遗书)”的产生,出现了很多证言及研究。但是,这些先行研究由于受资料的限制,大体上采用了几种回忆录相互比较的形式,还有很多需待考证的余地。因《致苏联政府遗书》的形成与《国事遗嘱》的形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先对《国事遗嘱》的形成、签名过程加以考证,然后对《致苏联政府遗书》的产生进行论证。

首先将三封遗书收录如下。三封遗书中,特别是“遗嘱”是最为人所知。但是本文要深入调查这份遗书的形成过程,所以还要不厌其烦地将其内容摘录如下〔黑体部分为签名。下同〕。

 

① 《遗嘱》(“国事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文  3月11日补署

中华民国14年2月24日

笔记者 汪精卫

                   证明者 宋子文 孙科 孔祥熙 邵元冲

        戴恩赛 吴敬恒 何香凝 戴季陶 邹鲁

 

② 《遗嘱》(“家事遗嘱”)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文  3月11日补署

中华民国14年2月24日 〔笔记者以下的签名与“国事遗嘱”相同〕

 

③ 《致苏联政府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孙中山《遗嘱》的形成过程

1 《遗嘱》的起草

孙中山逝世不久,他逝世前日(3月11日)签名的《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便公开给有关人员及报社等。次日13日的《晨报》等北京各报刊连同“孙中山逝去”的新闻一起报道了《遗嘱》的字面——只是,当时《致苏联政府遗书》没有一家报社报道过。到了14日,《国事遗嘱》《家事遗嘱》的照片版被刊登在《晨报》上。

那么,孙中山的这两封遗嘱,尤其是《国事遗嘱》是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形成的呢?根据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上关于接受遗嘱的报告中所作的说明,大体上可以认为是经过如下过程。

1月26日,协和医院进行的剖腹手术的结果,孙中山被诊断为晚期肝癌。接到这一消息的国民党有关人员,当晚在北京紧急召开了政治委员会会议,就遗嘱的准备工作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当时,大家虽然一致赞成有必要进行遗嘱的起草,但对孙中山能延长寿命抱有很大的期待,就没有马上向孙中山直说遗嘱之事。只是要求医生,由于要准备遗嘱,孙中山病情一旦危急要马上告知。此后,政治委员会陆续加入了连日进京的国民党要人邵元冲、张静江、邹鲁等人,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形式,几乎是连日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会议。孙中山的秘书黄昌谷作为书记,鲍罗廷作为顾问出席了会议。当时在北京的鲍罗廷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自己参加了国民党的“所有会议”,所以他的存在在商议遗嘱起草的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

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的报告中说,从最初的政治委员会会合之后,“经过一月,这事〔遗嘱的起草〕还没有决定”。这显然是为了对外宣称《遗嘱》系孙中山口授的一种权宜性的解释。实际上,1月26日以后的政治委员会上,遗嘱的内容均已付诸于讨论。

关于《遗嘱》的起草和讨论的过程,有几位当事者的证言。比如,于树德极其具体地叙述说,当初吴稚晖草案以“勉旃,勉旃”结句,由于过于陈腐,受到了大多数委员的批评,于是便由汪精卫起草代案,这一草案便原封不动地被采用了。究竟是不是如此,现在还无法对证。另一方面,于右任却说,围绕着遗嘱文案吴稚晖和鲍罗廷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对立,在这一过程中,吴充分发挥了他的博学,在遗嘱的完成中占了主导地位,也就是持了完全相反的说法。但是,这是为了彰显吴稚晖的一篇文章,于右任在别的文章里说,“遗嘱”的内容是经过会议讨论由汪精卫笔录下来的。总之,这些回想暗示,当初吴稚晖笼统地提出了草案,以汪精卫等人为中心组成的会议参加人员加以修改最后形成。

通过这些讨论形成的遗嘱的原案最晚应该是在2月初完成。邵元冲日记(2月3日)中这样叙述:“晚九时至政治委员会,稚晖主席报告孙公病状,中间陈友仁颇主张请先生签字于遗言中,众谓先生尚未至危迫之程度,且于心未忍,故此事拟从缓为宜云云。”由此可知,当时遗嘱的原案已经形成,只待适当的时机向孙中山提起遗嘱之事。从孙中山的病情来看,1月26日的手术结束时有关人士说:“数日乃至10日内将很危险”,第二天的27日说:“恐维持不了10天”。因此,别说是签名,就连遗嘱草案的形成,象汪精卫所说的手术后“经过一月,这事还没有决定”这样悠然的事情是不可能有的。陈友仁提出赶紧请孙中山签名的意见,从孙中山的病情来看是理所当然的。

 

2《遗嘱》的签名

2月18日从协和医院转移到铁狮子胡同的行馆之后,孙中山的病情继续恶化。2月24日,医护人员判断孙中山的病情已无法再支持,根据原先的约定劝党人赶紧进行遗嘱手续的办理。至此,汪精卫让宋庆龄暂出病室,与孙科、孔祥煕、宋子文3人一起,来到孙中山病榻前。提出遗嘱之事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有关2月24日孙中山口头同意《遗嘱》的过程,孙中山死后不久,发表了细微处稍有差异的三个纪录。《国父年谱》以及《孙中山年谱长编》等权威著作,大体上也是根据这三种记录记述了当日的情形。实际上,这三种纪录也有所依据的蓝本存在,即是当日的谈话记录(毛笔手写)。1990年发行的《孙中山集外集》首次付照片公开。这部文书不仅对《遗嘱》的形成过程,对讨论《致苏联政府遗书》的产生也非常重要,但是至今几乎尚未受到注目。文章虽稍长,但是是解明遗嘱形成过程的关键资料。以下引用全文:

 

2月24日下午4点25分 在总理病榻前

总理:你们有什么话说。

汪精卫: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抱着最大希望,要帮助先生战胜疾病。只是中西医生屡次通知我们说,最好是在先生平安无事的时候,和先生说几句话,我们以为先生吩咐我们的话,不知何时才用得着,或是十年、八年后,或是二三十年后用得着都未定。所以,我们一面抱着希望帮助先生战胜病魔,一面仍然想得先生吩咐我们几句话。

总理:我以为没有话可说,因为病好,还有话说,死了还有什么话说呢。

汪:同志要本着先生所定的宗旨来做事的,如果先生吩咐同志几句话,可以增加同志无数的勇气。现时先生抱病好了之后,至少要静养一年半年,在这时间,先生吩咐同志几句话,也是必要的。

总理:你们想我说什么话呢。

汪:我们把先生常说的话,写出来了,因读一遍。

总理点头说:赞成。又说道:你们如此显明是很危险的,因为政治的敌人,现已预备着等我死后,便来软化你们,你们如此强硬坚定,必然有危险的。

汪:我们不怕危险,我们一定要照宗旨做去。

总理:我赞成。

汪:夫人侍奉先生病,如此尽心,我们同志很敬重她,又很感激她。万一先生有什么意外,我们同志定然要尽心调护她的安全,只是先生也要安慰她几句。还有先生的儿女,我们也已拟了一篇说话,因读一遍。

总理闭目点头说:赞成。

汪:先生可否签字。

总理:现在还用不着,等几日以后,你拿来我签字。

                    以上笔记者 汪精卫

        证明者 孔祥熙 宋子文 孙科 邹鲁        

 

2月24日的交谈有记录文件存在,当时得到在病房外听到有关情形的人士(即上引文件来说是邹鲁)的签名后,当天晚上向政治委员会进行了报告。这一情形实际上汪精卫在1926年时也曾言及过。其原始记录正是这篇文件。

那么,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明白以下几点。首先,在此记录的孙中山的话语,比如“政治的敌人软化你们”等文句正是之后伴随着各种变化而传播的一系列记录的起源。第二,孙中山当日听了朗读之后表示同意的遗嘱有两件,致同志遗嘱(即《国事遗嘱》)和致宋庆龄等家属的遗嘱(即《家事遗嘱》)。而这两件是事前由汪精卫等人准备好的。第三,当日特别重视《遗嘱》签名的汪精卫等人,为了使事情的经过不至于以让人生疑的形式存留下来,准备了记录孙中山签名经过的文件。从这一文件的文体来看,当日的程序很可能是:当时的孙中山如果能说出有条理、适合作遗言的话语——虽然可能性不大——,就可以马上记录下来当作“遗嘱”,如果不能实现的话——这一可能性很大——,就请求他在已起草好的《遗嘱》案上签名。向孙中山提出遗嘱之事,就意味着向眼前的领袖宣告死亡,实际上大家都难于说出口。在提出遗嘱之事以前希望孙中山能自动说出类似遗言的话来,应该是汪精卫的真实心情。但是,正如这篇记录所记载的,当日始终没有听到类似领袖遗言的话语,结果汪精卫朗读了事前准备好的《遗嘱》案,征求了孙中山的同意。

总之,这个文件的存在表明了,汪精卫等人预见了此后孙中山遗嘱所具有的高度权威性,同时为了在手续方面确保周全,以万全的姿态去面临了这一场面。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与此同时,汪精卫对于由领袖口中说出的只言片语具有的权威性是相当敏感的。对于除了《遗嘱》之外孙中山所说的类似遗言的话(例如2月24日的这一交谈,以及3月11日的《遗嘱》签名以后与宋庆龄及何香凝的交谈),汪精卫无论在何种场合都一再表明,这些谈话“没有先生的签字,故不能当作正式的遗嘱”。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汪精卫非常严肃的态度。也就是说,汪精卫等人所认为的孙中山的正式“遗言”就是要有正式的文体,由孙中山亲自签名,并且要由参与这一经过的证明人签名,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才可以。从这些文书的准备情况来看,无疑,汪精卫等人把2月24日设想为孙中山应向《遗嘱》签名的日子。正因为如此,他们把2月24日这一日期作为遗嘱的形成日。

但是,这一天孙中山应有的签名并未实现。这份谈话记录只是记述了孙中山延缓了签名,对于其原因并未作任何说明。这一点说明了这一谈话记录的主要意图在于记录孙中山的话语,因此并未记述这一经过的全部。根据汪精卫等人事后的说明,孙中山之所以没有当场签名,是因为孙中山在口头同意遗嘱并要签名时,在室外听到这一对话的宋庆龄哭了起来。孙中山对此很伤心,因此没有签名。汪精卫只好把两封《遗嘱》带回,当晩把当日的经过报告给国民党政治委员会。

此后,大约半月之后的3月10日夜,孙中山的病情持续恶化,很明显死期临近了。11日的早晨,何香凝催促“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于是汪精卫便走向病室。这一次是何香凝、宋子文事先得到宋庆龄的同意,汪精卫在何香凝的催促下拿着这两封遗嘱请求孙中山签名。孙中山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在两封遗嘱上签上“孙文”,之后又接着以在场的9人作为证明人同样地签了名。据说,当日下午,已处于晚期的孙中山还与宋庆龄及何香凝进行了谈话,并在已微弱的意识中发出“自由”“奋斗”“救中国”等词语。

 

《致苏联政府遗书》的形成过程

《致苏联政府遗书》(以下简称为《苏联遗书》),从其分量及内容来看,与《国事遗嘱》相比有着鲜明的方向性。即,把《国事遗嘱》中“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一段话,与这个遗书相对照,很显然这里指的是苏联。并且也很容易明白,孙中山把继续与苏联进行长期合作援助关系作为遗命加给了国民党。正因为如此,且因为国民党此后走的道路与遗书不同,对这一文件直到今天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

这一解释的不同无疑是大陆与台湾史学家在解释上的对立。简单地说,大陆的史学家认为,《苏联遗书》是孙中山口授或者根据他的指示形成,并且由孙中山本人同意、签名,所以把它看作是与《国事遗嘱》《家事遗嘱》价值同等的著作。与此相反,台湾的史学家则不认为它是孙中山的著作。持后者立场的国民党史的著述认为,这封遗书没有任何证明人的签名;《国事遗嘱》经过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同意,而《苏联遗书》则没有经过这些手续;这封遗书没有与《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同时公布;并且从形式上来看只是对苏联表示谢意和希望的普通书信等等。他们以这些为理由强调它缺少作为“遗嘱”的条件。从这些见解来看,《苏联遗书》不算是孙中山的著作。事实上,战后台湾编集、发行的《国父全集》,一直到最新版(1989年版)都没有把《苏联遗书》收录进来。

 

1 《致苏联政府遗书》的出现和传播

正如国民党的史学家所说,《苏联遗书》的确没有与《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同时公开。在叙述该遗书的形成、签名过程之前要先看一下它的公开过程及当时对它的评价。

初次报道《苏联遗书》的是苏联的《真理报》(Правда)。3月14日,该报第1版面报道了孙中山逝去的消息。第2版面以引用“北京12日罗斯塔电”的形式公布了《苏联遗书》的俄语译文(标题为“孙逸仙遗命党与苏联协作工作 孙逸仙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遗言”Сун-Ят-сен Завещает партии работать в контакте сСССР. Предсмерт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Сун-Ят-сена к ЦИК СССР.〕)但是,这只是有关孙中山逝世报道的一个,标题很小,只被当作一般报道来对待。与此相对,第1版面的孙中山的肖像画的周围很醒目地安插的是俄语翻译的《国事遗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季诺维也夫同志、斯大林同志的电文(3月12日)》(两件都发自北京12日罗斯塔电)。尽管都是给苏联领导人的书信,但国民党中执会的公电安排在第1版显著位置,而《苏联遗书》安排在第2版不太显眼的位置。这说明,对于这一时期的莫斯科来说,比起已死的孙中山,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这个组织。

在中国国内,孙中山写有《苏联遗书》的消息是由《真理报》两天后以引用发自巴黎的路透社电的形式报道的。3月16日的《申报》及《民国日报》等报道说:“据俄国消息,孙中山病中曾致苏联执行会,谓彼已令国民党维持对苏联永远之交谊,俾自由强大统一之中国,得以实现云”。从对待信息的方式来说,值得注目的是,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只是转载了路透社电的报道,并未对此加任何评论。这种好像是报道他人之事的态度极其不自然。

3月17日,罗斯塔北京分社(以及担当其中文新闻的“华俄通信社”)向中国国内发布《苏联遗书》,18日北京的英文日刊《东方时报》(Far Eastern Times)登载了其英文版,同一天的《顺天时报》登载了其汉译版。于是,《苏联遗书》的全文才在中国国内得以目睹。当时罗斯塔在发布《苏联遗书》之际附加了以下说明:“孙中山先生于逝世前一日(十一日)除补签遗嘱外,并召国民党中央委员,拟遗书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中山亲笔签字”。中文版的《苏联遗书》后来不久便由上海的《时事新报》(3月21日)以及中共党报《向导》(第108期,3月28日出版)转载,广泛地流传开来。

与国内的一般报刊相比,国民党报刊的反应是极其迟钝的。一直到3月31日,《广州民国日报》才把《苏联遗书》全文以题为“孙中山先生遗事/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形式报道出来——字句与《顺天时报》及《时事新报》的报道相同。而上海的《民国日报》始终没有报道《苏联遗书》的全文。连日登载有关孙中山逝世报道的国民党报刊对《苏联遗书》持如此消极的态度,这是让人十分费解的。也就是说,在后世围绕着《苏联遗书》的处理所引发的争执,实际上在报道的开始阶段已经在国民党内部萌芽了。

那么,要说当时的国民党对孙中山的《苏联遗书》采取了全面默杀或者是接近于默杀的态度,事实也未必如此。例如,国民党于当年的5月22日在作为公开声明发表的《时局宣言》中论及了《苏联遗书》说:

至于现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惟苏联始克当此称……总理遗嘱所指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证之总理临终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皆可以灼见而无疑。(下划线为引用者所加)

可知《时局宣言》明确断言《苏联遗书》有补充《国事遗嘱》的内容。另一方面,与国民党合作下的共产党也积极地利用《苏联遗书》的内容,批评国民党极右分子。总之,之所以围绕着《苏联遗书》的处理产生了如此大的分歧,暗示了这封文书在其生成的时刻便被放在了“亲苏―容共”“反苏―反共”的国民党内部政治路线对立的座标上。那么,《苏联遗书》到底是经过什么程序形成的呢?

 

2 有关《致苏联政府遗书》形成过程的回忆录

关于《苏联遗书》的形成过程,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汪精卫进行了说明,这可谓孙中山逝世后的正式见解。汪的说明如下:

3月11日〕两张遗嘱都这样签完了之后,另外还有英文秘书陈友仁同志起草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同志读了一遍,先生听过后,再用英文签字。以上都〔是〕十一日早上先生把遗嘱遗书签字的情形。

前一节谈到了有关罗斯塔社发布《苏联遗书》时附带的说明。这一说明介绍了孙中山于11日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拟订了《苏联遗书》并亲自签了名。从这些说明来看,《苏联遗书》是孙中山在3月11日才提出的(或者说是形成的),它的形成过程不同于《国事遗嘱》及《家事遗嘱》。正如前面所论述,后来国民党有关人士根据这一点主张说,《苏联遗书》在匆促之间提出,不属于孙中山的著作,至少不能与《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相提并论。

但是后来,参加当时遗嘱签名的有关人员回忆说,《苏联遗书》和其它两封遗嘱一样,已经于2月24日准备就绪,孙中山对此也表示了同意。笔者认为《苏联遗书》不同于《国事遗嘱》及《家事遗嘱》,是分别形成的。要证明这一点,首先需要探讨一下被称为《苏联遗书》“事前准备说”——中国大陆的史学家大多采用这一说法——的证言的真伪。

对《苏联遗书》“事前准备说”进行了最明确证实的是何香凝。她在《我的回忆》中说道:

到[2月]24日,遗嘱已经全写好了。预备的遗嘱共有三个,一个是国民党开会常念的那个,由孙先生口说,汪精卫在旁笔记的……还有一个是写给苏联政府的,由孙先生用英文说出,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的。

也就是说,何香凝不仅证明《苏联遗书》是与《国事遗嘱》同时准备的,还证明它是根据孙中山自身的口授笔记下来的。

要指正何香凝的这一证言不成立也并不困难。第一,前面介绍的2月24日的孙中山谈话记录与何香凝的回忆完全不一致。如前面所述,2月24日的谈话记录中只有关于《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的记述,根本没有提及《苏联遗书》。第二,在孙中山刚逝世不久,关于孙中山的遗言何香凝本人叙述说:“先生病笃时,汪精卫、宋子文、孙哲生与余环问有何遗言,先生乃以两项遗嘱授吾等”。即,她当初并没有把《苏联遗书》算入孙中山的遗书。实际上,何香凝在1961年发表《我的回忆》以前,也写过类似的回忆录。回溯一下其版本,可以发现,她开始言及《苏联遗书》的形成是在1937年前后,以后有关《苏联遗书》的叙述越来越详细。

很自然地可以看出,她的关于《苏联遗书》的记述,是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国际情况的变化(即抗日战争的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立,以及中苏关系的改善)而变化。附带一句,她在《我的回忆》中说,汪精卫在笔记时把孙中山口授的《国事遗嘱》的原文擅自改为暧昧的表现,孙中山在2月24日说出的“敌人软化你们”等词句,实际上是预见了后来汪精卫的堕落而叙述的。如果这段记述属实的话,问题非常严重。但是,从2月24日孙中山的谈话记录的文句,以及这一记录本身暗示的遗嘱形成程序的严密性来看,不可能有汪精卫的删改。对汪精卫的贬低暗示出的只是这一系列回忆的执笔时期应该是在抗日战争中期以后。

关于何香凝回忆的这种偏向性,我们能够从她的左派政治立场上给予一定的说明。实际上,和她的立场相反的国民党要人也和她一样启示《苏联遗书》是和《国事遗嘱》同时形成的。右派重要人物邹鲁和张继即是一例。

邹鲁和何香凝一样是亲临孙中山《遗嘱》现场的证人。他作为国民党准公认党史,即《中国国民党史稿》的编著者而知名。来看一下该书有关孙中山遗嘱部分(有关2月24日)的介绍:

汪乃念预备遗嘱全文。总理表示满意曰“我很赞成”。继念致苏俄书及家属遗嘱全文。总理复曰“我也很赞成”。汪请总理签字,总理属取笔来,正待签字,忽见夫人哭泣,乃曰“过几天再看罢”。(下划线为引用者所加)

也就是说,他也承认在2月24日这一天三个文件已准备好并已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并且,该书不仅收录了《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连引起争论的《苏联遗书》的全文也收录了进来。从国民党,尤其是被称为右派的立场上来看,这种处理方式的确很奇怪。但这一记述是孙中山临终之际在场的国民党要员的证言,必须要尊重。实际上,《苏联遗书》“事前准备说”都很大程度上依据了邹鲁的这一记述。

但是,先行研究都没有注意到,在1929年《中国国民党史稿》初次发行之际,上述一段中用下线标出的一句并不存在。当然,初版也没有收录《苏联遗书》。《中国国民党史稿》自1929年的初版以来,每次改版都会有增补,从1938年版以后才开始插入了下线的部分(同时也收录《苏联遗书》)。顺带一句,各种孙中山文集对《苏联遗书》的处理也有一个奇怪的过程。即1920年代后半期编纂的《中山全书》等孙中山的文集大体上都把《苏联遗书》作为“最后一封书”收录进来,但自从1930年胡汉民编的《总理全集》发行以后,《苏联遗书》便不再被收录。这说明,1929年的中东铁路事件引发了中苏断交,这一结果使国民党很难处理这封把苏联视为友邦的《苏联遗书》。

从这一点来看,邹鲁之所以到了1938年才插入了下线部分并且又把《苏联遗书》收录进来,也可以这样解释:一方面与何香凝一样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中苏关系改善,另一方面借此改版的机会把已经在各类孙中山文集中收录过的《苏联遗书》写入党史。在这样的情况下,最简便的修正方法是在记2月24日的一段中插入下线的一句。本来,初版《中国国民党史稿》有关遗嘱签名(1925年3月11日)的记述与有关2月24日的记述相比,极其简单。孙中山反正是最后签名的,那么把有关《苏联遗书》的记述插入有关2月24日的记述中,就可以不必太大改变《史稿》的段落结构。这恐怕是1938年版修正的实际情况。因此,《苏联遗书》出现在有关2月24日的一段记述中未必是依据了史实。

暗示2月24日之前《苏联遗书》已经形成的另一证言是张继的日记(1942年6月27日):

〔遗嘱〕原稿乃稚晖起草后,再三商榷修改,乃成为今文。兆铭亦改修者之一,并非如党史纪要所云“于是汪兆铭等声请总理预备对同志之遗言,由兆铭笔记”。亟应更正。致苏联书,乃鲍洛亭等之意,陈友仁起草。遗嘱起草后,曾请总理阅,总理首肯,因宋庆龄在旁哭,初未签字,后乃与。

这是张继出席某一会合之日记下的日记。那日的会合上《遗嘱》的制作过程似乎成了话题,张继就把自己所知道的记了下来。从日记的这一节来看似乎也能看出《苏联遗书》是和《遗嘱》同一时期形成的,但再仔细研读就不难发现,这一节的重点还是在于《遗嘱》是孙中山口授,还是众人起草。就这样,张继的日记虽然在《苏联遗书》起草者上给了我们一个线索,但并没有明示《苏联遗书》就是在2月24日形成,又没有说明孙中山也象同意其他遗嘱一样承认了《苏联遗书》。

本来,孙中山一系列的遗书公开后,在国民党有关人员之间引起最大争议的并不是《苏联遗书》的正当性,而是《国事遗嘱》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意图,即是否是口授的,并且在其形成和签名期间是否有捏造和篡改。张继在日记中提出质疑的也正是这一点。从日记的记述中我们不能得出《苏联遗书》就是根据与遗嘱同样的步骤形成的这一结论。

以上探讨了何香凝、邹鲁、张继的三个回忆。再返回去看一下,有关孙中山承认《国事遗嘱》《家事遗嘱》的2月24日的情况有前述的谈话记录,但其中并没有言及《苏联遗书》。因此可以认为《苏联遗书》与其他两个遗嘱不同,是通过别的程序形成的。印证这一事实的是现存于莫斯科的《苏联遗书》的原件。

 

3《致苏联政府遗书》的原件

最能明示孙中山《苏联遗书》的形成、签名经过的无疑是该文件的原件。实际上,以往的《遗嘱》研究探讨的《苏联遗书》都是刊登在报刊上的英文以及俄译文、汉译文,用英文起草并由孙中山亲笔签字的这一原件实际上并没有人探讨。不承认《苏联遗书》的正当性的人对此引以为幸,甚至说:“孙先生并未在上面签字,中国国民党也没有承认这是孙先生的遗书。至于其内容如何,概未预闻。……在国民党方面,则连它的存在都是予以否定的”。也就是完全把它看作是捏造文书。

实际上《苏联遗书》的原件还现存着,并保管在俄国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简称 РГАСПИ)。全文如下:〔打字稿,原件全部为大写字母打印。黑体字部分为钢笔手写体〕

 

Peking. China.

To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My dear Comrades,

As I lie here, with a malady that is beyond men's skill, my thoughts turn to you and to the future of my party and my country.

You are the head of a Union of free republics which is the real heritage that the immortal Lenin has left to the world of the oppressed peoples. Through this heritage,the victims of imperialism are destined to secure their freedom and deliverance from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hose foundations lie in ancient slaveries and wars and injustices.

I am leaving behind me a party which I had hoped would be associated with you in the historic work of completely liberating China and other exploited countries from this imperialist system. Fate decrees that I must leave the task unfinished and pass it on to those who, by remaining true to the principles and teachings of the Party, will constitute my real followers.

I have therefore enjoined the Kuomintang to carry on the work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order that China may be freed from the semi-colonial status which imperialism imposed upon her. To this end I have charged the party to keep in constant touch with you; and I look with confidence to the continuance of the support that your Government has heretofore extended to my party.

In bidding farewell to you, dear comrades, I wish to express the fervent hope that the day may soon dawn when the U.S.S.R. will greet, as a friend and ally,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China and that the two allies may together advance to victory in the great struggl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oppressed peoples of the world.

With fraternal greetings.

                    Sun Yat-sen

 

Signed on March 11th,1925 in the presence of:

Tse Ven Soong 宋子文

Wang Ching Wei 汪精卫

何香凝

Sun Fo 孙科

Tai En Sai 戴恩赛

Tsou Lo 邹鲁

Hsiang Hsi K’ung 孔庸之


从这一原件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信息。首先,其字句内容与《东方时报》(Far Eastern Times)登载的英文版的字句大体上一致。如前面所述,《东方时报》登载的《苏联遗书》是罗斯塔社发布的新闻稿,由此可知,罗斯塔北京分社是忠实地给各家报社提供了《苏联遗书》的原文。比较一下原本和中文翻译(《顺天时报》及《向导》上登载的)可以知道,中文翻译是极其忠实原文的。可以说,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中国国内正确报道了这一文件的内容。

比内容更重要的是原件的形式,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重要事项。其一,这一原件确有可以看作是孙中山亲笔的签字,其二,可以确认孙中山《遗嘱》的笔记者、证明者等10人中,有7人作为证明者签名。这一事实不仅说明了《苏联遗书》最后得到了孙中山的同意,即意味着在形式上具备作为孙中山著述的条件,也意味着国民党领导们也认为这是孙中山的遗言。本文上一节提到,原件签名的邹鲁在自著《中国国民党史稿》改订之际收录了《苏联遗书》。作为文件的签名者之一,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责任。这样,“孙先生并未在上面签字,中国国民党也没有承认这是孙先生的遗书”等史学家的主张,在这一原件面前就成为空话。笔者认为,《苏联遗书》也应收入孙中山的文集编撰中。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遗书》是经过了与其他两个遗嘱相同的程序而形成的。从原件的形式上我们也可以领会到另一个重要事项。即这一文件的形式明显地与其他两封《遗嘱》不同。也就是说,《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反映了其形成的经过,带有2月24日的形成日期和3月11日的签名日期这两个日期。但《苏联遗书》的原件只写有“1925年3月11日,经以下的人在场见证,签了名”。如前所述,罗斯塔北京分社在发布《苏联遗书》之际说明,这是孙中山于11日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拟订并亲自签名的。亲自签名这一点虽好,但意识微弱的孙中山当日主持了《苏联遗书》(打字稿)的形成,从常识上来看是不可能的。《苏联遗书》并不是与《国事遗嘱》《家事遗嘱》一起形成的文件,而是在孙中山将近临终的时候,有人感到需要有这种文件,当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名之际(或者紧接签名之后)当场提出的。从文件的形式上来看,笔者认为可以这样做出结论。

那么,可以称为随机应变的这一谋略是由谁来策划的呢?根据过去的回忆录等,与《苏联遗书》有关的人员(起草者)是汪精卫、陈友仁、鲍罗廷。他们都感觉到《国事遗嘱》中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一句是在与苏联联合的继续、强化这一方向上固定下来的关键举措——即便是玩弄某种程度上的策略——很必要。那么,他们为什么如此急切呢?很自然可以想到是担心党内右派势力根深蒂固的存在及党的分裂倾向。特别是1925年3月初以来冯自由、邓家彦等人在北京进行的反共反苏活动非常活跃,这让当时的国民党领导人异常担心。据邵元冲日记介绍,为了对付冯自由在北京发起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北京的国民党执行部3月9日、10日连续两天进行了协商。为了抑制反共反苏的骚动,进一步说是为了事先防止党的分裂,很有必要有一份孙中山笔迹的证明。后来被划为“右派”的邹鲁作为证明人在《苏联遗书》上签名的事实说明了,《苏联遗书》制作的其中一个意图是为了避免党的分裂,也表明了不仅汪精卫、陈友仁、鲍罗廷等“左派”人士,国民党首脑也对制作这一种文件大体意见一致。

如果说《苏联遗书》对内的意图是为了用孙中山遗命这一形式抑制党的分裂倾向,对外的意图则是对友邦苏联表明,积极实行联俄路线的推进者才是孙中山的真正的继承者。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把《苏联遗书》和孙中山逝世当日(3月12日)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给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的电报联系起来理解。这封电报强调了,作为孙中山继承者的国民党党员必须要与信守列宁主义的苏联领导联合,朝着解放被压迫民族的目标迈进。它的内容相当于对《苏联遗书》的答辞。这一文件既然是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那么处于该委员会首位的汪精卫应该同意了这一策划,进一步可以认为,负责孙中山遗嘱制作全盘工作的汪精卫,在《苏联遗书》的制作上也是站在明确表明继承孙中山路线的立场上来进行的。正如很多当事者所指出的,支持这一点的无疑是鲍罗廷(以及兼任其翻译的陈友仁)。

 

小结

国民党方面之所以对《苏联遗书》的公布不太积极,可以认为有以下几个理由。其一是形式的理由,即本来是写给他国领导者的书信。其二是政治理由。因为《苏联遗书》带有极浓的左派色彩,或者说极强的亲苏色彩,其公布受到了对这一路线持不同意见的右派的制约。这两个理由,从这封文书的性质来看都是妥当的。若再添加一个理由的话,就是《苏联遗书》在制作程序上带有某种玩弄权术的色彩——因此《苏联遗书》的存在当初只有党内极少数人知道——与这一点也不是没有关系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国事遗嘱》比《苏联遗书》具有更大的意义,因此其制作、公开的程序比《苏联遗书》更为慎重。即便如此,公开后马上受到猜疑,出现了指责其手续不备的“捏造说”和“改篡说”。

当时国共两党以及国民党内部围绕着政治路线的继承进行了激烈的主导权的争夺。并且,在后世围绕着中国革命正统继承者的问题也引发了关于孙中山形象问题的激烈争论。与国共合作时期的很多事件一样,孙中山的死以及他的遗书也是与当时以及后世国共两党的争夺紧密结合的一个高度的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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