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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文“伦敦蒙难”看不平等条约如何保护中国人

念君子之温2018-08-09 16:18:48

从孙文“伦敦蒙难”看不平等条约如何保护中国人

 

山民遇水

 

一个愚蠢的政权总是在不断地为制造着自己的掘墓人:它总要以逻辑正确自居,那些逻辑围绕着它的利益制定;四海必须服从于它的威势,反对者们只配得上与自己的爪牙过招,且必然毫无还手之力;它要求全天下与自己“同心同德”,竞争被它看作一种相互颠覆的关系;它习惯高高在上地驱策,万民须感戴此驱策之恩;现代文明认为政府的角色是国民的卫兵、侍应、中立的调解人和食禄奉公的雇员,这在它眼里是让愚蠢而下贱的人爬到自己头上拉屎撒尿。

 

1895年,清国刚刚输掉了一场对日本的战争,“自强”运动引以为沾沾自喜的最大政绩,装备有先进重型巡洋舰和加特林机关枪的海陆军,在日军进击下摧枯拉朽地溃败了。南方的广州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叛乱:一个叫兴中会的叛逆组织在香港雇佣了几百名亡命之徒,在内地纠集一伙被遣散的兵油子,密谋夺取广州。然而机事不密,衙门得知了他们的密谋,香港来的援兵自投罗网全部被捕,一船洋枪军火白白便宜了“满狗”,国内党徒们四散。党魁孙文逃走,另一名本有机会逃走的党魁陆皓东,临行想起起义者们的名册还遗忘在县衙门里,他冒死折回去焚毁名册,随后被捕就义。

(首位献身革命的烈士陆皓东)


名册这种机要物件为何会放在衙门里?是出于“灯下黑”的计谋还是过于马虎大意?陆皓东和孙逸仙的生死别离,被元彪导演的《男儿当自强》渲染得煽情无比:“我今为中国而死,告诉逸仙,他当为中国而活。”孙逸仙在海风中双手高擎烈士的手绘遗物——一面残破焦煳的青日之帜——立于船尾,在音乐声中与故土辞别。在吾少年时的无数个静夜中,被那些镜头赚下许多热泪,至今历历。

 

此后的十五年,孙逸仙一直在不断用同样的模式策划暴动——组织一支特攻队突袭政府衙门,夺取衙门以期号令全省——然后一次次地收获了与首义相同的失败。想靠一群临时纠集的民兵,执行一场以色列摩萨德(参谋本部侦查搜救队)才能完成的任务,即便突袭得手,这支外来军队如何在毫无心理准备的当地人中立足,以应对接下来的围剿?不知孙逸仙半生痴迷此道究竟缘何?终不是因为不幸地穿越到过当代,目染了过多的抗日神剧。

 

从广州逃走的孙文变得不名一钱,革命同志们也烟消云散,只身一人辗转到伦敦来投靠他的香港学医时的恩师康德黎大夫。

 

在清廷眼里这个孙文的人不过一介蝥贼,莫说是与洪秀全、张宗禹相比,就算在小刀会、红带会面前,也不过一只蹦达的跳蚤。虽然输掉了一场对日本的战争,前所未有地割地赔款,十万臣工仍唯老佛爷之命是从,四百兆黎庶依然跪仰皇恩。大清会毁于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之手?

(总理还是很上相的) 


18961011日,孙逸仙被清国公使馆给抓起来了。此事缘起有多种版本,清国公使馆来几封电文相互矛盾,有称“设计诱捕”,也有说孙文是自己跑到公使馆里来的。孙逸仙事后自己的说法更是秉承自己见人说一套的“大炮”作风,他对陈少白说自己是无事便经常进去找广东同乡聊天,对胡汉民又说自己是去游说策反公使馆人员。一般历史学家们倾向于采信由康德黎大夫执笔,孙文口述的《伦敦蒙难记》中的说法:他在路过使馆时被几个自称同乡的人骗进去“抽雪茄、喝茶”,然后就此绑架了。(这部《伦敦蒙难记》到处充斥着胡说八道,几乎每一处都需要严格地去核对其它材料,看看究竟几分属实,今天非为考究而来,故不予罗列。)

 

孙逸仙被关在四楼一间房间内,准备租条船把他送回国内,那样他必死无疑。使馆的英国职员霍维夫人心生恻隐,便与负责看守孙文的门卫科尔商议,通知孙在英国的朋友,营救这个可怜的中国基督徒。二人先后向康德黎医生送信,康德黎闻讯四处奔走,寻找报馆、警察局、清国公使馆、外交部。称一名医生、基督徒,因为政治观点触怒清廷,被清国公使馆在英国国土上绑架了。清国公使馆公然在英国干绑票,如果政府不出面干涉的话,那将是英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耻辱。

 

一时新闻媒体沸腾,各路记者堵在清国公使馆大门外等待采访,民众在大门外抗议,高喊:“释放sun yat-sen!”首相索尔兹伯里,也用强硬的措辞召会清国公使,谴责他们违背《南京条约》和国际法,要求他们放人。

(驻英公使龚照瑷) 


公使馆早就发现孙文在伦敦出没,原先根本不想管这个关我屁事的“朝廷钦犯”,机智的他们忽然想到一个发财的好办法。于是抓住孙文,给朝廷发电要求汇款7000英镑用来租船,押解孙文回国去砍头。其实他们只打算买几张船票坐货船回去,余款大家肥捞一笔。据相关的回忆录称:他们准备钉个大木箱把孙文关在里头送回国去。使馆是大清国的领土,在清国领土上抓清国人,英国人也管不了。没想到英国首相居然出面来管这事,实在是大大地出人预料。

 

但这又与《南京条约》何干呢?且容道来。

 

《南京条约》第一条上写着:中、英双方国民来到对方国土时,互相给予“最惠国民待遇”。

 

所谓“最惠国民待遇”中有一非常重要的含义,对这一类在对方国土上的人,哪一国的法律对其最有利,他就受哪一国法律保护。当时的大清根本不知“最惠国民待遇”为何物,因此,中文版的《南京条约》第一条这样写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我们没有必要花费笔墨比较英国和清国的法律,这“最惠国民待遇”导致一个后果:在华的英国人,由英国法律来保护;而在英国的华人,清国“法律”却管不着。乍一看真是活脱脱的“不平等条约”,凭什么两边都是你们说了算?我两边都说了不算!稍一琢磨:这“不平等条约”实在是太好了!如此,在英华人、英租界华人,获得了一部文明法律的保护,逃脱了草菅人命官吏们的毒手。

(“科学怪人”索尔兹伯里) 


公使馆辩解说:“我们没有在英国土地上抓人啊!我们是在公使馆,在自己的国土上抓的,英国法律管不了。”

 

英国外交部又说:孙文是英国人,就算如此,你们也不能在中国国土上抓英国人。(好一个不平等条约,英国可以在英国国土上抓中国人,中国却不能在中国国土上抓英国人,真厉害!)

 

话说孙文怎么又变成了英国人?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自称自己出生在檀香山,因此是美国人;在英国时候又自称自己出生在香港,因此是英国人。反正香山、檀香山、香港,听起来都差不多嘛,计较恁多干嘛!

 

清国公使馆又出具证据:孙文这个骗棍根本不是什么英国人,他出生在广东香山,是个如假包换中国人。

 

英国外交部又说:是中国人也不行,这是一桩政治案件,政治案件中的中国人享有外交豁免权,同样要按英国法律来保护。

 

双方你来我往的交锋清国公使馆毫无还手之力,当时清国驻英公使是龚照瑷,一个官场失败者,被派去出使外夷,与充军发配无异。在英期间龚称病卧床,不理事务,使馆权势全由参赞邓廷铿把持,另一名受雇于中国政府的英籍参赞马卡尼负责技术性事务,他是出生在南京的英国人,这个家族世代中国通,祖上便是不肯对乾隆皇帝磕头的马噶尔尼。他们家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印迹,是真正“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些当英国驻华外交官,有些充当中国政府雇员,有马嘉礼、马葛礼、麦锡尼等译名。首相索尔兹伯里要求将孙文交由一个英国听证会来裁决,并指责马卡尼说:“你身为英国人,帮着清国干这种犯罪勾当,必然要受到英国法律的制裁!”又召会清国使馆:“若将孙文押解回国,按清国法律论罪砍头,那么英国政府便将此事的负责人驱逐出英国。”头号负责人自然公使龚照瑷本人,其次是邓廷铿。

 

这二人似乎是吓着了,忙把孙文交出,他们留了个小九九,让英国外交官走使馆小门进来带走孙文。

 

不久听证会召开,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清国公使馆用欺骗手段将孙文骗入使馆,随后抓获,此举的性质就是在英国国土上抓人。(妈呀,英国法律好公正,一点偷奸耍滑钻空子的机会都没有。)

 

第二项结论更加惊人:孙文曾经上书清国政府,请愿改革,遭拒绝后变成一个革命者,使用暴力手段试图反抗侵犯中国人民权益的清政府。人民使用暴力手段推翻侵犯他们权益的政府,在英国不是犯罪!因此按英国法律,孙文不仅不是一个叛逆恶徒,更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爱国者!(妈呀!英国法律居然成这样,大清法律实在无脸见人了啊!)既然不是罪犯,即便是在清国公使馆内抓人,按国际法,也同样享有外交豁免权,应无罪释放!

 

当然,清国公使馆根本懒得听这些听证,他们乐于交人是因为国内的7000英镑汇款来了。如此不仅省得出趟飘洋过海的苦差,还可以把这7000英镑全数收入囊中,还有比这更便宜的事么?他们很快又给国内发了一封电报,说自己成功地让英国外交官地走小门(在中国,小门是下人出入的地方),成功地大涨我大清威仪云云。

 

孙文成了此次外交风波最大的受益者,原来中国还有这么一位穿着西服、说着英语、信着基督教,试图用英美模式来改变自己国家的革命者。媒体采访、宴会、名流……他成功地把一次普通外交事件,渲染成是上至首相在内英国政府对自己的政治投资。他前后不一各种“大炮”论调,反而使各种报纸为他究竟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他含混不清的革命论调究竟于中国福兮祸兮?诸如此类的问题论战不休,热潮一波接一波不肯退去。媒体普遍认为,他是个很“naïve”的人,这个词强调的是人的“幼稚”、“空想”,有时算得上是个贬义词,有些特殊语境里甚至类似“二逼”(比如著名的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没想到这个词被翻译成中文变成了“天真”,成了个褒义词。

 

sun yat-sen”之名短时间风靡全世界,他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蝥贼,摇身一变成了世界知名的革命领袖。今天,在北美仍有不少以“sun yat-sen”命名的学校,大多系华侨捐办,有时,读不懂这串字母的大陆同胞们,将其翻译成“双鸭山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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