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自驾游价格联盟

巴金:幸福的幻像,人性的复归

独立作家2018-08-09 16:53:50


痛苦与幸福

1949年春天,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之前,作为一个以笔谋生的作家巴金,身处上海,因物价暴涨其生活陷入了困窘的境地,而且当时的上海社会混乱,人心浮动,社会动荡。就在这后来被人们认为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刻,巴金的好朋友马宗融因为老友人许寿裳在台北惨遭杀害,老朋友乔大壮在苏州自杀身亡而悲痛不已,不久,巴金的这位老友便满怀着苦闷、忧郁和愤懑之情痛苦地离开了人世,留下的两个子女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只好由巴金来抚育照顾。其实,巴金当时与马宗融一样,心中也是充塞着痛苦和悲愤。不过,到了5月27日,解放军攻进了上海,巴金的心情与这个社会一样立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兴奋和激动之情简直无法以言语来表达,而不久前的那种悲愤和痛苦的情绪现在已一扫而光。随之而来的幸遇更是将这种巨大的幸福感向后大大地延续。就在解放军进城后才3天,身着军装的老朋友黄源就前来看望他,不仅给他带来许多令人激动和兴奋的消息,而且传达了党组织的问候。又过了几天,巴金接到了他所尊敬和爱戴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从北平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前往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来在这次会议上,巴金不仅见到了许多久违了的老朋友以及他一直视为老师的叶圣陶,而且受到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接见。文代会之后,巴金接着又出席了文联常委会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更令他终身难忘的是他还应邀在开国大典上登上了天 安 门城楼,见证了一个新的政权的诞生。1949年,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是意味非常深长的1年,对于巴金来说,更是如此。在这1年里,巴金同许许多多作家一样,经历了由大悲到大喜的剧烈变化,整个人生的重大经历都几乎浓缩在这短短的1年时间里,没有再比这历史剧变中产生的幸福感更强烈了。


理想与向往

1949年的现实是如此的令人激动和兴奋,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几十年来追求的理想现在正化为现实,正是当年追求的异常艰辛,所以此时的幸福感才特别强烈。巴金是一个充满着理想和激情的人,他所出身的家庭虽然给过他一些温暖,但是在他童年时给他更多的却是压抑,是苦闷。他的长篇小说《家》虽说少不了虚构的成分,但可以说是他青少年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封建大家庭内部的种种冷酷和血腥的罪恶令他愤慨,纨绔子弟的堕落令他感到绝望和悲哀。而社会的黑暗Z制和腥风血雨更让人窒息和愤怒。这样的现实很容易激发起年青人的叛逆和反抗。恰在这时,巴金在理想的探求中接触到了克鲁泡特金和高德曼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痛斥黑暗的社会制度,鼓吹通过暴力革命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非常理想化的自由而幸福的社会。对于无政府主义描绘的“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罪恶都会马上消灭”的乌托邦,年青的巴金深信不疑,一直向往着“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颗心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得到发展”的社会(徐开垒:《巴金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第128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因为无政府主义的暴力革命倾向非常投合年青巴金的思想情绪,进而帮助巴金建立起美好的人生理想。然而这个否定现实的理想必然与他所处的环境发生尖锐的冲突,而且在这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中,巴金处于弱势,因而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于是,年青的巴金与他的哥哥李尧林一道出走他乡,就像其小说中的觉慧一样勇敢地冲出家庭的牢笼,到异国他乡继续探求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的真谛。


冷静与理性

不过,巴金虽然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人,但是他理想探求的过程中并不像当时的许多同龄人那样莽撞冲动,而是常常保持着几分冷静的理性。1925到1926年,巴金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了解,连续在《时事新报·学灯》和《国风日报·学汇》上发表《列宁——革命的叛徒》、《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等系列文章,集中批评苏俄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的背后的独C与Z制,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刻的反思。同时,他还写文章对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发表的考察苏联的报告与郭沫若所宣传的共产主义进行了批评。然而,此时的中国整个知识界都在左转,苏俄革命在中国正受到包括许多大学教授在内的革命者的追捧,马克思主义正被整个左翼人士奉为圭臬。巴金的批评虽然不能说是绝对的正确,但是在过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看来,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历史已经验证了巴金的批评。20年代到30年代,正是大批知识分子或被动或主动地卷进政治浪潮的时期,许多作家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鼓动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并且由于彼此之间各种政治信仰的巨大差异而导致各种论争,许多人忙于打笔仗而搁下了自己的创作,而巴金虽然对于社会的不公和黑暗慷慨激昂和义愤填膺,却没有跟着凑热闹,基本上不参加党派的政治活动,也很少参与他人的各种论战,他只是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事情,长期坚持不懈从事创作,哪怕是在战乱动荡的岁月,甚至是在炮火连天的时刻,他都不曾放下手中的笔。据统计从1929年到1936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巴金先后出版了12部中、长篇小说、10本短篇小说集、6本散文集和17种翻译作品,共计300多万字(参见第226页)。在这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里,巴金在极其艰苦环境中和极其简陋的工作条件下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没有实干精神根本是无法想象的。


巴金的如此冷静与实干,是与他对于人生理想的深刻认识密切相关的。1947年,巴金写了一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散文《静夜的悲剧》。文章描写了法国少女夏洛蒂·哥代的悲剧。这位法国少女既有令人敬佩的献身精神,又有颠倒是非,不明真相等非常令人遗憾的糊涂。她由于长期受贵族和吉隆特党人的诬陷和谎言的影响,误将仁慈、节俭、爱人民的马拉当作嗜血的恶魔,进而独自入室,杀死了正在工作的马拉。她自以为完成了一桩为民除害的壮举,实际上她却可悲地充当了别人的杀人工具,给法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更有一位名叫亚当·鲁克斯的德国青年非常崇拜哥代,并且狂热地爱上了她,心甘情愿地像哥代那样勇敢地走上断头台。对于这两个人的举动,巴金给予了明确地否定,他称哥代刺杀马拉是“愚蠢行动”,称鲁克斯是“大傻瓜”。在这里,巴金对于那种为“错误的理想”献身作了深刻的反思。然而在20世纪的中国,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中,像哥代和鲁克斯这样为“错误的理想”献身的人绝对不是极个别的少数人,而是具有普遍性,对此,巴金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幸福的幻像

尽管如此,经历了1949年大悲大喜的巴金在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动中头脑失去了以往的冷静和清醒,沉醉于幸福的幻像之中,把他所处的新的社会绝对地理想化了。“他相信,中国人民一站起来,新社会一建立,便消除了‘一切’弊端,解决了‘一切’问题,多少年的弊端和问题,‘永远不会回来了’。”(李存光:《巴金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87页)此时的巴金却有几分狂热,似乎一下子从地狱升到了天堂。在1950年10月发表于《大公报》的《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中,巴金以非常肯定的口吻告诉西方作家:“终于到了这一天,人民的力量成了一股烁金熔铁的烈火,烧尽了一切Z制政治和封建主义的恶草毒树。”其实,后来的几十年的中国社会现实和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前所未有的浩劫与灾难恰恰表明“一切Z制政治和封建主义的恶草毒树”并没有被“烧尽”,而是严重地泛滥,就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都不能说已经“烧尽”。我们相信,巴金所说的这些不是为了讨好当局而故意说谎,而是他真实的感受和想法,是他过度乐观的表现。时过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并不是要简单地给巴金下一个什么样的结论,而是应该讨论为什么像巴金这样具有一定理性和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都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产生如此过度乐观的情绪呢?


这不能不从巴金在1949年之前所遭遇到的种种人间惨相和悲剧说起。巴金自幼就目睹了封建大家庭里发生的一出出悲剧,从而促使他接受了主张暴力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巴金与他的朋友一道创办《半月》、《警群》等杂志,但是却受到反动军阀的一次次监视和阻挠,使他们经常遇到出版的麻烦。在后来的人生中,巴金又目睹了他的好友王鲁彦、叶非英、丽尼等人的人生悲剧。所有这些残酷的社会现实激起了他的义愤,因而,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巴金的创作都是对现实社会的强烈控诉和抗议。在许多时候,巴金只求能表达自己的心声,向读者倾诉自己的义愤,不管稿费有无,创作进入了无功利的境地。这在现代中国作家特别是在国统区的作家中是为数不多的。从凇沪抗战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巴金经历了战争的灾难和动乱,进而痛恨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与野蛮暴行和发动的这场不义的战争。抗战胜利时,巴金自然与全国人们一样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欣喜若狂,同时期待着和平的到来。但是,和平并没有按照人们的愿望化为现实,不久国共两党打起了内战。而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认同共产党的宣传,几乎一致地认定国民党是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特别是身处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大多仍然保持着五四文化传统,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Z制和独C特别反感,而且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既非常腐败,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大肆搜括民财,引起了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普遍痛恨,又十分愚蠢地使用血腥的流氓手段对付知识分子的民主诉求,让人感到特别恶劣,从而使知识分子对其完全绝望,并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希望转到了他的对手共产党这里。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首先以劳苦大众的代表身份出现,其思想理论是以暴力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再加上高超出色的舆论宣传和细致扎实的统战工作,非常契合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信赖和支持。在这期间,巴金虽然没有像李公朴、闻一多等人那样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但是他的政治立场还是非常鲜明的,他在40年代后期创作的《寒夜》、《第四病室》等小说就是对国民党统治的明确的否定。


经过3年内战,共产党以神话般的速度终于战胜了国民党,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建立了新的政权,实现了包括巴金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愿望,并且给整个大陆带来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和平生活。于是,巴金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在充满胜利的喜悦之时沉浸在极大的幸福之中,而且这种幸福感特别强烈,可以说强烈到令人难以承受的地步。而处于这种幸福感的人既形成了总是以幸福的眼光看待周围一切的习惯,对身边的任何事物都感到非常满意和满足,进而不知不觉中忘记了忧患,没有注意到还有许多需要争取的东西,又很容易放弃自己的思考以至根据别人的说法去判断所有的事物。正是这种强烈的幸福感,巴金的朋友靳以就觉得不仅自己的“全身都在笑”,而且还“看见无数的挂着笑容的市民”(第372页)。靳以的这种感觉很具有代表性,巴金当时的感觉也是一样。不仅如此,中共在建立新政权过程,一方面盛情对待知识分子,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将他们称为“人民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给了他们各种荣耀,并且给他们提供了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让他们对新政权产生认同感,把中共建立的新政权当作自己的归宿;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宣传途径告诉人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如何一个时期的崭新的社会,进而在新与旧的对比中制造了一个空前的神话,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幸福感。


(图)1979年巴金应邀在法国进行友好访问期间,在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墓前凭吊。


强烈的幸福感为人们制造出一种幻像,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偏偏自以为还是现实。自己感到了幸福,进而以为别人同他一样的幸福,自己对现实百分之百地满意,于是以为别人也像自己一样的百分之百的满足。1954年国庆节前夕,巴金在《谁没有这样的幸福的感觉呢?》文章中精心描绘了他所感受到的幸福图景:“今天再也没有人关在自己的破屋里流泪呻吟了,今天再也没有人冤死在黑暗的监牢里了,今天再也没有人饿死、冻死在大街上了,今天再也没有人为着衣食出卖自己的肉体和心灵了,今天再也没有人在外国冒险家的面前低头了。”(《文汇报》1954年9月30日)这就是典型的由自己的幸福推论他人的幸福,而这种推论看似很有道理,其实巴金早已让过度的幸福遮蔽了眼睛。这就像身在灯光下的人,他的眼睛只能看到灯光所及之处而不能看到灯光照射不到的黑暗的地方,还满以为到处都是一片光明。当时的现实究竟如何?熟悉那段历史人们心里最清楚,就是巴金本人后来有了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个时候,巴金的头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冷静地看待周围的一切,强烈的幸福感足以冲破了他当年愤怒感都不曾冲破的理智的栅栏和思维的逻辑。


迷失了自我

追溯这种幸福感的来源,巴金自然对共产党产生了感激之情。尤其是身处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场面之中,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情不自禁地表示:“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领袖。”(第386页)感激决定了巴金将自己的写作由控诉和抗议转为歌颂和欢呼。但就在歌颂和欢呼声中,巴金一方面向党组织交心,真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另一方面,他放松了警惕,轻易地相信周围的一切,没有料到自己所写的那些东西已经日渐偏离了现实,他自以为描写的现实其实开始渐渐地失真,而且他的那些作品的思想内涵也越来越浅薄。再加上有关方面安排下的所谓深入生活,让巴金等人在种种人为的安排和布置中将许多虚假的东西当着真实,结果将受骗的东西当着真实传达给读者,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充当了“瞒”和“骗”的吹鼓手。直到许多年后,巴金才发现自己的上当受骗。


同样出于对周围一切的绝对信任,巴金对于许多问题的思考也都按照他所信赖的官方的意识形态展开,自觉地运用阶级和家庭成分理论判断是非。然而,不幸的是巴金偏偏出身于封建大地主家庭,他的祖辈父辈按照当时的成分划分都应归于剥削阶级,那么,巴金就无疑是封建大地主的儿子,现在到了新社会,要适应当前的形势就必须向工农学习,认真地改造思想,这不仅使巴金的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而且令他感到自卑,甚至还有几分自惭形秽。然而,到底如何改造思想?将自己的思想往什么方向改造?巴金似乎并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他只是认真地听从他所绝对信任的组织和领导。既然如此,巴金总是在按照别人的灵魂设计尽最大努力消除自己思想中一切不符合组织和领导的意志和主张的成分。这样的思想改造的结果是巴金越来越严重地偏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赋予他的最为宝贵的科学精神、民主意识、自由品性和独立人格,从而可悲地成为按照别人意志说话和行事的工具。这样,当生活中某些现象令他感到困惑不解时,他也不能有效地进行自己的思考,而是在思想改造中被轻易地克服掉了;每当有了某种困惑,他就可能认为是自己的思想落伍,跟不上形势,于是将理解不了现实归咎于自己的落后,进而更严厉地要求自己和改造自己。


这种不断地严厉地斥责自己、改造自己的结果必然是将自己置于灾难之中,并且认为别人遇到了灾难同样是由于思想没有改造好,应该接受某种惩罚。处于这样心理状态的巴金就像一个教徒一样非常虔诚地向教主请罪,把个人现实的灾难看成是灵魂救赎的必然途径。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巴金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各种文化大批判和政治活动中来,盲目地相信组织上对于知识分子批判和整肃的正确性,而将当年向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当局争取的民主自由、人格尊严和基本人Q早已置于九霄云外,跟在别人的后面批判胡F、柯灵等人,向受难者丢石头,而他尽管包含某种保护自己的意思,但是却以为是在帮助受难者提高认识以便过关,实际上他已经伤害了别人。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70年代末,巴金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并因此而表示忏悔和道歉。


晚年的自省

尽管巴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对党表达忠诚,而且努力按照党的要求改造自己,但是他的实话实说,却无意中得罪了张春桥、姚文元、柯庆施等人,于是遭到了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到了“文革”中,他的爱妻萧珊因为他的问题被迫害致死,他本人也受到人格侮辱和精神的折磨。于是,他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所产生的幸福的幻像被彻底摧毁了。他由天堂而下了地狱。堕入地狱是非常痛苦的,也是十分不幸的。不过,辩证地来看,地狱又是难得的清醒剂,它直接导致了幻像的破灭,可以让人狂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更清醒地看待现实,同时可以启发人的思考。因此,遭受痛苦磨难的巴金终于清醒了过来,看清了曾经的幸福制造的虚假的幻像的本质,并且在苦难结束之后迅速地接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赋予他的现代人文精神和思想意识,最终在他的煌煌巨著《随想录》中深刻彻底地反思了历史以及历史中的自我,从而找到了回归现实,回归人的本性的根本途径。


 

孙德喜,《独立作家》专栏作家。1960年出生于江苏淮安的农村,在乡下生活了20年。大专毕业后,在中教系统工作8年,主要担任语文教师。硕士毕业以后在苏北某高校任教。世纪之交在武汉大学读博士,2003年回扬州大学文学院工作,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些年来,教过几门课、出了几本书,发表过几篇文章、参加过几次学术会议、跑过几个国家、交了几个朋友,喝过几杯浊酒,写下几首歪诗。座右铭为“在自由中逼近真理,在有限中开拓无限。”


独立作家

投稿信箱:tanys1980@yeah.net 自由写作精神,无所顾忌。来稿请注明“独立作家” 字样。

Copyright © 新疆自驾游价格联盟@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