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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我和林毅夫有分歧 经济学牛人除了张五常还有这几位

中国好学者2019-06-20 01:06:22

学者简介

陈平,中国经济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春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外籍研究员。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物理学博士,师从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利高津教授,总平均成绩满分。研究范围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复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转型与发展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史,科学史等。

陈平:我和林毅夫有分歧 经济学牛人除了张五常还有这几位

本文来源:金融界《金融街会客厅》

摘要

 中国迷信西方的统计数据,把西方的错误、失败经验拿来作为中国发展的前景,我认为是受西方的统计学误导,西方现在的GDP测量不是真实的生活质量,也不是真实的国际竞争能力,而是商业化、城市化的程度。你看不懂美国的数据,反而拿今天美国的数据否定中国过去的发展,我认为相当于拿一个衰老的经济结构来否定年轻人的经济结构,基本是一个错误的比较。

去美国之前一直在研究“中国为什么落后”

  问:陈平老师,您好,您是一位跨物理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请您介绍一下您本人的学术经历。

  陈平:我于1962年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我们的所有老师都是中国“两弹一箭”的元勋,我们那个年代,最大的教育就是做科学,而且研究的就是战略问题,战略对象就是要打败美国,很简单。

  改变我一生的是我去调查太原重型机厂,太原重型机厂建厂十几年,生产能力只达到设计能力的三分之一,我当时非常震惊,调查什么原因,结果发现,我能找到的所有经济学理论都不能解释,这没有道理。因为我是学物理的,我问总工程师什么叫设计?经济学家不会问这个问题,他说,设计是大规模批量生产,我立刻明白了中国经济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我和林毅夫的分歧,因为林毅夫讲中国经济前30年没有比较优势,缺乏资本搞重工业,后30年比较有优势,但是我看到的完全是不同的事情。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这么大的国家,生产重型机械都是为了国防需要,尖端的机器国内能卖多少台呢?最多三台。你想,如果做好了大规模批量生产,就可以出口,肯定赚钱。

  所以,经济学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认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解决,就是企业真正要有竞争力,必须大规模批量生产,但是大规模批量生产,怎么卖出去?所以,中国在封锁的情况下没有规模效应,这种情况下,所有企业都拒绝生产新产品,因为一定赔钱。这就逼着中央下命令军工任务,赔钱也得做,因为中国要抵御西方威胁。这个逻辑和林毅夫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立刻明白两件事情:第一,中国当时的困难就在于帝国主义封锁,逼着中国必须走建设自主的工业企业道路,这是朝鲜战争惨重损失代价造成的,中国打赢了,但是代价非常沉重。我当时就去研究中国为什么落后,就是李约瑟问题。

  问:通过您的研究,您认为中国为什么落后?

  陈平:因为中国没有发展科学。我读了很多书,典型的理论就是重农抑商、中国专制,这些都说服不了我。我发现中国社会没有产生科学,不是专制、落后的问题,而在于中国的封闭。为什么西方是开放的?我发现中国和西方的战争规律是不同的,中国是土地战争,人口密度非常高,西方是游牧民族和商业航海民族,战争的目的是控制交通要道,尤其是海上通道,人多没用,但是技术起关键作用,包括船速、导航、天文、时钟。这造成中国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不一样,中国基本上就是小农经济的思维,讲天人合一,但西方是商业社会、航海社会,相信有一些规律是不变的,尤其是天文学的东西。

  我当时就有一个愿望,用这个理论发展社会科学、经济学。正好1980年有一个机会,中国要派一些人打开留学的大门,中科院派我去德克萨斯大学,就是普利高津在的地方,他是俄国裔的比利时科学家。我去之前给他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能解决物理学和生物学之间的鸿沟问题,我就能跨越物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鸿沟,他吓了一跳,说这很难,不过可以让我试一试,没有想到这一试就让我试了半个世纪。

我大概否定了1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

  问:您是如何从物理学研究跨界到经济学研究的?这似乎是两个差异非常大的领域。

  陈平:我的工作分两条线,一条为了理解增长的模式,实际上也是重新理解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究竟学什么;另一条是研究经济核心的问题,就是经济周期波动,到它的本质是什么。我做经济学从看数据开始,不像经济学的学生,都是从理论开始的,一看数据就能发现经济学的问题和物理学的问题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坐标变换的问题,你看到的所有数据既增长又振荡,好像非常乱,有什么规律呢?我一看就明白了,一定要把一个增长的运动做一个坐标变换,变成一个稳态的运动。

  我立刻就发现,所有经济学辩论,其实就是一个坐标参照什么的辩论。如果你看一个非常短期的变化,比如经济年报、GDP涨跌,好像是一个随机运动,没有规律。

  如果你拉开时间尺度,看几年、几十年的变化,对照一个坐标系平滑化,这个趋势实际上是一条曲线,不是直线,但围绕这个趋势的上下振荡,实际上是非常有规律的,振荡的幅度是高低不同的,这个现象我们叫混沌现象。物理学家把他们的研究推广到化学、生物学,我是第一个推广到经济学的。

  问:具体操作上,您是如何实现推广的?

  陈平:当时我们用的数据是货币指数,这是经济学历史上第一次用定量的数据来鉴别哪一个学派有道理。相信大家都承认,货币肯定是内生的,因为很多央行降利率或者发债,经济还是起不来,所以不是央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在有效市场理论里面,股票市场运动是没有规律的,都是白噪音,我们可以定量算出来,股票市场运动大概70%是混沌现象,是非线性的,可以探测它的周期,而周期变化符合美国经济周期,大概在2-10年之间变动,平均下来大概四五年,因为美国选举周期是四年一次,是有规律的。

  所以,我一做就发现了问题,整个金融理论,包括宏观和计量经济学,都是噪声驱动理论。很多得了诺贝尔奖的人都是一类的,所以否定的不仅是弗里希,还包括弗里德曼、卢卡斯。伯南克虽然没有得过诺贝尔奖,但是他有一个金融加速器和增势经济周期学,他把货币噪声变成技术创新噪声,都是一样的噪声驱动。我大概否定了13个诺贝尔奖,大家不知道我怎么做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非线性变成线性。

林毅夫敢于挑战西方经济学理论

  问:您觉得中国是否已经有一些学者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他们的观点都是什么?

  陈平:中国学者在思想上引起西方重视的实际上很少,我可以讲几个人,科尔奈提出了软约束理论,科尔奈有两个学生,钱颖一和许成钢,他们用软约束理论做了一些工作,应该是最早承认转型经济里,中国人做的工作。

  这些年有一点挑战的就是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在贸易界比较流行,但林毅夫讲前30年,中国的重工业是稀缺的,所以中国老百姓过的很苦,后来学了日本治国导向,经济发展很快,发挥了劳动力的优势。科斯非常赞扬中国经济,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证明了中国可以走资本主义,所以,虽然林毅夫非常替社会主义中国政府做辩护,但是西方的解读相反,你没有挑战我们,你只是证明我们对,所以林毅夫将《中国的奇迹》翻译成英文,当了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另外,我觉得林毅夫非常不容易的是,大多数理论学者不敢在理论上挑战西方,林毅夫挑战了,说西方金融危机应该用比较优势的办法解决,应该搞马歇尔计划,把扩散的资本投到发展中国家搞基础设施,经济不就复苏了吗?这个建议有意外结果,美国政府没听进去,中国政府听进去了,中国政府大量研究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发挥他们的比较优势,所以我说林毅夫提出比较优势到新结构经济学,让发展中国家也要发展劳动密集的产业,中国的过剩产能可以转到这个地方去,应该来说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我要强调,任何理论创新一定要有争议才会有新意。林毅夫的理论是有争议的,所以他的影响比别人大。

  同时在我看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第一人是张五常,他不是科班出身,通过投资观察发现,中国的县级政府非常活跃,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不是西方认为的大政府或者民间私有企业看不见的手,而是地方政府。非常可惜的是,他自己认为他的观察突破了亚当.斯密的贡献,我也认为有可能,但他没有展开。我认为张五常的理论是非常有潜力的,在国内小有影响,但是在国际上我认为是没有影响的,因为他不拿英文写。

  第二个理论和张五常的观点近似,就是现在复旦大学的史正富,他观察到一个现象,中国地方政府协助企业家投资做的工作超过美国政府,所以他提出来一个概念三维经济,中国经济按照原来的平面无法解释,第三维是什么呢?就是张五常讲的地方政府,除此以外,他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完全不是像西方那样的公共财政,就是这边收税,那边支出,中国的地方政府都变成了投资银行家,但目的不是自己赚钱,而是创造就业,改变经济结构。这点我认为如果发展,在世界上的影响应该超过凯恩斯。

  问:您怎么看中国现在的经济学发展?还有哪些可以创新的地方?

  陈平:中国现在的经济学大部分都是象牙塔里出来的,自己什么都没干过,就往上套,怎么可能创新呢?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学必须改革培养方式,不能在学校里面读教条,而要调查工厂、农村,然后再回来说理论对还是不对。

  一位很有名的美国社会学家写过,漫长的21世纪,所有西方大国的衰亡都是以金融过渡化、组合实业造成的,而现在中国很大一批人在呼吁,中国下一步应该做产业输出,应该发展高端服务业,也就是金融,实际上要走西方失败的路,所以我觉得研讨这个问题,是对中国30年改革道路的洗礼,对判断未来的方向有好处。

  中国应警惕把西方错误经验作为发展前景

  问:您认为中国未来能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吗?

  陈平:我认为中国可能会出一些大的经济学家。一位华裔中国学者闻一,在美联储工作,他非常有意思地比较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工业革命的差别,发现中国工业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模式不一样,文章在美联储的系列上刚刚发表,还没有引起辩论,如果引起辩论,有可能改变西方所谓经济学家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看法,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创意的问题。

  第二个是复旦大学的张军,他用标准的计量经济学办法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即使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也有很大的不同,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研究的是中国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做经济结构演变的问题是没有分类的概念。

  中国迷信西方的统计数据,把西方的错误、失败经验拿来作为中国发展的前景,我认为是受西方的统计学误导,西方现在的GDP测量不是真实的生活质量,也不是真实的国际竞争能力,而是商业化、城市化的程度。你看不懂美国的数据,反而拿今天美国的数据否定中国过去的发展,我认为相当于拿一个衰老的经济结构来否定年轻人的经济结构,基本是一个错误的比较。

  如果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不改革,盲目模仿西方,那么中国会把机会送给别人,比如英国工业革命的理论不是英国人做的,是德国人马克思做的。所以,如果现在中国自己不研究自己的问题,把工作的经验说成问题,最后总结出中国发展的理论很可能是美国裔的华人,或者是德国人,也可能是澳大利亚人。

本文来源:金融界《金融街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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