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自驾游价格联盟

赵林 |“轴心期”的文化精神变革

中国哲学2020-10-16 12:18:12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古老而聪慧的中国哲学


(一)

“世界历史的轴心期”这一概念是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按照雅斯贝斯的说法,这个“轴心期”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公元前800 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在此期间,“世界上的所有三个地区(指中国、印度和西方)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雅斯贝斯强调,世界历史的“轴心要位于对于人性的形成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自它以后,历史产生了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 ”〔1〕

在此期间,人类早期的几个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个辉煌的文化繁荣时期。作为这种精神变革和文化繁荣的标志,是一个世界性的“圣徒时代”的到来—在上述文明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伟大的精神先躯或先知式的贤哲,如希腊的苏格拉底、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中国的孔子等。他们对各自社会中传统的宗教、伦理价值观念进行了划时代的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崭新的社会理想,从而创立了世界上几种主要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奠定了人类几大文明体系的基本精神特征。

在雅斯贝斯提出“轴心期”这个概念以前,已经有一些西方学者注意到公元前6 世纪前后在旧大陆的各古老文明中心不约而同地发生的那场重大的文化精神变革过程。拉索尔克斯在1856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新探》中说道:“公元前600年,波斯的琐罗亚斯德、 印度的乔达摩·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以色列的先知们、罗马的努马王,以及希腊的爱奥尼亚人、多利亚人和埃利亚人的首批哲学家,全都作为民族宗教和改革者而几乎同时出现,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事情。”维克多·冯·施特劳斯也指出:“在中国老子和孔子生活的数百年里,所有开化民族都经历了一场奇异的精神运动。在以色列,耶利米、哈巴谷、但以理和以西结作着他们的预言, 而新一代人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第二座圣殿(公元前 521-前516年)。希腊人当中,泰勒斯依然健在,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崭露头角,巴门尼德也已诞生。在波斯,琐罗亚斯德对古代教义的重要改革看来已经得到了贯彻,印度则产生了佛教创世人释迦牟尼。”〔2〕

“轴心期”间所发生的这场文化精神变革(或曰“哲学的突破”)过程所具有的划时代性意义,在今天看来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整个古代历史中,这场变革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就如同农业革命对于人类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一样,如何估量也不会过分。甚至当农业革命的意义在近代以来已经被新兴的工业革命的巨大光环所遮蔽时,“轴心期”的文化精神变革所奠定的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文化分野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被超越,它们至今依然无形而有力地影响着各大文明体系中的人们的基本价值准则和行为方式。在“轴心期”里涌现出来的那些思想圣贤(我把他们称之为“圣徒”),如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等人,至今仍然被不同的文明体系奉为不可取代的道德圭臬和精神典范;他们所开创的各种理论化和普适性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如儒家伦理、佛教和唯灵主义〔3〕)则成为迄今为止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

处于“轴心期”之前的神话时代由于普遍缺乏一种自觉的精神基础,或者说缺乏一种理论化和普适性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牵引,所以整个神话时代的历史不仅显得扑朔迷离,而且也显得平庸单调。

从横向上来看,神话时代的几个古老文明地区相互之间很少能够显示出各自的精神特性。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文明、哈拉巴文明和中国商代文明等亲代文明虽然地理位置不同且彼此隔绝,但是它们之间的共性因素却远远大于个性因素,这些共性因素主要表现为迷信愚昧的祭祀占卜活动和外在性的庙宇文化。这些古老文明都与原始的祖先崇拜有着不解之缘,它们留给后世的无非是一些象征着自然力和生殖原则的鬼神、一群用以祭祀占卜活动的巨大庙宇和一种主要用来记载神谕和其他宗教活动的文字。

从纵向上来看,在整个神话时代(它的历史跨度是所有时代中最长的),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具有反思性的精神过程。神话时代的精神特征是直观性。神话时代的那些文化因素太多具有仪式化和外在性的特点,它们主要是靠着一种非精神性的习俗力量或者惯性心理来维系的。因此神话时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种非历史的文化形态,即接近于凝固状态的缓慢发展。用雅斯贝斯的话来说,那些古代文明“缺乏任何特殊的历史运动”。自从公元前3500年左右几个大河流域地区发生了由史前状态向文明状态的革命性飞跃之后,在将近3000年的时间里,人类几乎没有什么精神运动发生。

“轴心期”间所发生的文化精神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这种非历史状态,从而开创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新纪元。

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凡是在“轴心期”间发生了“哲学的突破”或者进行了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变革活动,从而成功地作出了历史性应战的文明地区和国家,后来都实现了文明形态的自我更新,奠定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基础,使文明传统得以延续,并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过程。而未能进行这一变革过程的古代文明国家(如埃及),则在后来的生存竞争中衰败下去,成为历史旷野中黯然失色的文明化石。

(二)

“轴心期”间出现的文化精神变革过程显然与前此所发生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规模入侵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公元前二千纪初期或者更早一些时候,生活在空旷的亚欧大草原上的各游牧民族(主要是雅利安语系的各游牧民族)对南部一线撒开的农耕世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冲击。这股马拉松式的入侵浪潮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 世纪波斯帝国建立以后才基本结束。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历时最久、过程最扑朔迷离的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活动,它促成了游牧父本与处于“文化发情期”的农耕母本之间的杂交,从而不仅导致了亲代文明的第一批“头生子”(如希腊罗马文明、波斯帝国、印度吠陀文明和中国秦汉帝国等)的产生,而且通过潜在的精神变革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活的面貌。

雅利安语系或印欧语系民族的巨大历史作用通过这次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活动而开始显露出来。在此之前,人类最初的几个文明没有一个是由这些游牧于亚欧大陆北部的野蛮民族创造的。就天山山脉以西的旧大陆而言,几个亲代文明都是由“赫胥黎地带”的土著,即暗白肤色的伊比利亚种人或褐色澳大利亚种人所创立。而在天山山脉以东,黄河流域的文明则是由蒙古利亚种人所缔造。相对于这些开创了人类文明绿洲的民族来说,亚欧草原上的那些肤色白暂、从人种学上来说基本上属于诺迪克类型、从语言学上来说属于雅利安语系的诸游游牧民族在文化上要愚昧野蛮得多。然而,雅利安语系民族的历史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对文明形态的开创,而在于它们对文明形态的更新。“各印欧语系民族建立的一切是以先前更高级的文化为基础的,它们通过与先前民众的混合及吸收外来传统而得到发展。”〔4〕

从公元前二千纪初期起, 亚欧大陆上的印欧语系各游牧民族开始向东、南、西三个方向进行大规模的迁徙运动。与雅利安人的入侵狂潮相应,在黄河流域,在大体相当的时间里也发生了蒙古利亚种的西北诸戎狄民族对中原农耕文明的持续侵扰,最终导致了从商周文明向秦汉帝国的演变过程。汤因比在谈及这次普遍性的游牧民族大入侵的历史意义时说道:“公元前1250-前950 年间,旧大陆所有区域文明,从爱琴海流域的米诺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到黄河流域的商朝,都遭到了蛮族的强烈冲击,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甚至有些曾被成功地击退了的入侵者,最终仍以’和平渗透’的方式赢得了此前以武力无法获取的地区。结果造成旧大陆区域文明版图的巨大变动。最古老的文明衰落下去,一些年轻的文明为之毁灭,几个新的文明在两次大劫难涉及不到的地理间隙中崛起于世。”〔5〕

然而,这次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的历史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引起了文明版图的巨大变化和文明形态的变更(亲-子代文明的更迭),更重要的是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中导致了文化的“精神基因”的突变,引发了各大文明体系内部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划时代性变革,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的“轴心期”。

具体地说,在“轴心期”间涌现出来的一批思想“圣徒”通过他们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的精神变革活动,为各大文明区域中的人类树立起一些互不相同的、理论化和普适性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规范,从而使人类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反思精神世界和生存本质。这种精神重建工作意味着文明开始走向成熟,意味着人类精神生活迈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其结果导致了几种作为文明的精神支柱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确立。

在中国,孔子等先秦儒家在批判殷周“尊神事鬼”的巫觋意识和外在天命观的基础上创立了人文主义的儒家伦理价值系统;在印度,释迦牟尼及其弟子们在批判“梵天创世”和原始轮回的印度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创立了超然无我的佛教价值系统;在欧洲,从苏格拉底到新柏拉图主义者和教父派在批判自然性的希腊奥林匹斯多神教和仪式化的犹太教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灵主义的基督教价值系统。此外,在西亚,还出现了一些历史意义稍逊一筹的文化精神变革过程,如琐罗亚斯德的创教活动(这种具有朦胧迷离色彩的古代波斯宗教1000多年后融入到兼具“顺从”和“圣战”特点的伊斯兰教价值系统中)、以赛亚等犹太教先知的传播预言活动等。

在这些互异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中,最具有世界性意义和历史性影响的还是中国儒家伦理、印度佛教和西方基督教。而在这三者中,印度佛教又因为缺乏一种牢固的世俗根基而最终成为一个背井离乡的“流亡”宗教,它在印度生根发芽,却在别的国家和地区开花结果。相比之下,在“轴心期”间所产生的三种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中,只有儒家伦理和基督教能够牢不可撼地屹立在自己所由以生发的文化土壤中,延绵不绝地传递着传统文化的精神血脉。

“轴心期”间中国文化精神的演变发展过程具体表现为从殷商时代的巫觋文化向封建社会的伦理文化的转变。

这一过程产生于殷周之际,基本完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殷周交替之际发生的宗教-政治改革,这场改革使得殷人的带有自然崇拜和血缘色彩的“帝”转化为周人的与宗法礼仪休戚相关的“天”,由此迈出了尊礼崇德、敬鬼神而远之的第一步;第二阶段是孔子及其弟子们所进行的文化思想革命,它的实质是把外在性的“天”内化为自觉的“仁”,直指每个人的道德本心,把外在的天命威慑转变为内在的道德律令,从而完成了从鬼神崇拜向人文精神的转化。

这场变革使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文化得以确立,并培育了一种专注于现世道德修养和世俗生活的协调的现实精神,它不仅对于中国古代思想、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文化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轴心期”间西方文化精神的演变发展则具体表现为从希腊多神教向基督教的转化。

尽管基督教的圣教历史、律法道德大多来自于犹太教,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和神学思想却发韧于希腊神秘主义。基督教的本质精神说到底就是灵魂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就是那种空灵幽邃的唯灵主义。这种唯灵主义最初以朴素直观的形式表现在希腊多神教的“命运”和希腊民间神秘祭(奥尔弗斯教)的轮回转世说中,然后在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的哲学中得到理论上的提炼和表述,并通过斐洛的“隐喻”神学和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最终汇入基督教,成为一套严密的、系统化的宗教形而上学体系。

这种唯灵主义不仅深深地渗透进基督教信仰,而且也培养了一种超越现实的浪漫精神,这种浮士德式的超越的浪漫精神构成了整个中世纪乃至近代西方文化的无可逃遁的宿命和基本特征〔6〕。

注释:
〔1〕〔2〕〔4〕参见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章:“轴心期”、第15-16页、第68页。
〔3〕由苏格拉底、 柏拉图等希腊唯心主义者所开创的这种唯灵主义后来成为基督教神学的核心精神。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拙著:《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第二章第二节:“基督教与希腊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29页。
〔6〕关于“轴心期”间中国和西方(希腊罗马)文化精神变革的具体过程及其所导致的中西文化分野,请参阅拙文:《论中国古代文化从鬼神崇拜向人文精神的转化》(载《中州学刊》1996年第1 期)和《希腊神学思想与基督教的起源》(载《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1期)。

文章选自赵林《告别洪荒 人类文明的演变 》

关注我

搜索公众号"中国哲学"

或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新疆自驾游价格联盟@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