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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安全】李江:海外伤亡频发考验中国情报共享机制

海外利益研究2021-10-10 09: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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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伤亡频发考验中国情报共享机制
作者:李江
本文来源:北京顶针安全
李江,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
来源:FT中文网
顶针导读
中国领事整体保护能力不足,最大问题是各个单元之间无法有效协作。目前来看,需要建立主体多元的安全信息共享机制。


6月12日,一名中国籍商人在喀麦隆最大的城市杜阿拉遇害。不过,事发一个多月以来,无论是从媒体报道还是两国政府公告,我们都无法获悉该案件的具体细节及最新进展。近年来,像这样的中国公民海外遇袭事件还很多。由于公众对“平淡无奇”的悲剧个案缺乏兴趣甚至麻木,媒体就更缺乏动力去挖掘详细内情和事件进展。

不过,只要利用网络搜索就可以发现,喀麦隆是一个在安全上属于中度风险的国家。对此,英国外交部早已对英国公民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旅行资讯。英国政府对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安全风险状况都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和提醒,例如他们制作了很鲜明、直观、精细的风险地图,来对风险状况进行分级。

相比之下,中国公民就只能从中国外交部得到十分模糊的信息。中国领事保护服务网对喀麦隆安全状况的描述只有短短数行,全无对该国各个地区的风险等级和种类进一步的介绍。更为有趣的是,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官网的领事保护预警信息居然与中国外交部的领事保护网信息不同步——后者在2010年就停止更新。那就意味着,中国公民从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部网站获取安全信息显然更为可靠。

领事保护服务信息的匮乏折射出中国领事整体保护能力不足的严峻事实,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在海外伤亡频发更是一次又一次将该问题暴露无遗。与西方国家庞大的资源投入相比,中国领事保护中心只有15个编制,专项经费人均不足0.3元。对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曾坦言:“中国海外领事保护工作资源有限、手段不足,能力建设也亟待加强。”


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加大投入那么简单。在中国整个领事保护体系当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各个单元之间无法有效协作——这似乎是中国政治体制长期存在的一个“特点”。这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习惯于统治而非治理。统治的基础是存在一个至高无上权力主体。在这种一元权力体系中,政治结构的设置在于通过下一级权力主体相互制衡来保障上一级权力主体的政治权威,各个主体的合作也是建立在更高权力主体统筹基础上而不是依靠程序设定。而治理则需要权力体系是主体多元的,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契约之上的权力主体。一个成熟的治理体系必定是各个权力部门高效配合,强调的是合法共治。而领事保护体系就是在统治体系内部建立起来的。

领事保护体系要求信息流通的顺畅,但是单元之间无法高效协作意味着单元之间的信息也是相互封闭的,这严重制约了中国的领事保护能力。因为,领事保护最重要的往往是让公民事前掌握东道国的安全形势状况以及及时获取预警信息。如果说,国家某些情报部门出于某些特殊理由相互封闭或许在情理之中,但对于那些有义务向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提供安全信息,以及那些非传统情报机构但却具有情报收集能力的驻外单位来说,他们之间对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建立共享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笔者在6月15日曾列席旁听凤凰国际智库主办的“中国海外安保与风险咨询如何保障中国海外利益”内部研讨会。会上两位央企的高层表示,对于像中石油、中石化、中交等“走出去”比较早且拥有较为发达的全球网点的央企,他们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建立了某种针对东道国的安全信息共享机制。由于央企的政治特殊性,他们往往能够从东道国高层中获取特殊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使得央企能够及时对当地的安全形势作出预判。不过,从近十年来央企在中高风险国家的损失情况来看,我们似乎对央企的安全情报搜集能力和预判能力也不应该太信任。

不管怎么样,有胜于无。问题恰恰在于,海外中国公民和其它中资企业却没有加入到这个情报共享机制当中,甚至央企与大使馆之间的信息沟通也并不顺畅。不过,在很多时候,东道国当地的中资中小企业和华人华侨所拥有的安全情报却更为发达,尤其是在中高风险国家。由于中小企业和华人华侨安保投入极少,他们往往只能依靠相互协作甚至靠自己与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军方、恐怖组织、黑帮建立联系来寻求保护,从这些渠道所能获取的安全信息常常更加可靠和及时。

众所周知,在许多国家,侨领所得到的情报往往是最及时可靠的。凤凰国际智库的拉美观察员庾志坚就曾对笔者讲过一个例子,委内瑞拉是个在安全上高风险的国家,该国一些地方早已警匪一家。近期的哄抢事件爆发后,前加拉加斯中华会馆主席“梅医生”利用了高层关系施压才使得警方加快出警速度保护华商,而当地的使领馆却束手无策。笔者在英国求学时也发现,当地的华人组织比大使馆拥有更为灵敏的消息渠道。

因此在会上,风险咨询专家郑刚先生就建议,中国可以借鉴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每个东道国的大使馆、领事馆定期组织安全形势研讨会,中高风险国家尤其需要——即便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由大使馆、中资企业、华人华侨、记者等定期就东道国当地安全形势进行讨论分享和分析研判,并及时将安全信息进行汇总,对当地中资企业、华人华侨、中国公民作出提醒和预警。

情报共享涉及的另一个关键主体就是海外安保公司和安全领域的风险咨询公司(下文统称为:安全公司)。近年来,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急速扩张,中资安保公司和风险咨询公司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他们随着央企出海,并在海外建立了一定的网点。对于国内领先的海外安保公司来说,出于自身的风险管理需要和市场驱动,他们都纷纷建立自己的情报体系。然而,中资安全公司的情报体系建设和完善却缺乏足够的市场激励。

由于现阶段中资安全公司的服务能力无法满足央企走出去的需求,央企大多花不菲的价格选择外资服务商。笔者从两家国内排名前五的安保公司高层获悉,中资企业50%以上的海外安保业务由三家国际安保公司提供,他们分别是杰富仕(G4S)、塞科利达(Securitas AB)、保赛固(Prosegur)。海外风险咨询业务也基本被国际安全公司所垄断,如鼎鼎大名的G4S旗下的Hill & Associates、化险咨询(Control Risks)每年从央企和大型民企中获利颇丰。这些国际安全公司有些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锤炼和积累,拥有十分发达的全球情报网络和严谨科学的分析方法。

本人曾对在华的安保公司做过调研,将外资与中资安全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数量做了统计。笔者在外资安全公司访谈时发现,他们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国别风险专家对当地情况的了解程度和拥有的人脉令人吃惊。他们不仅在当地拥有政府、政党、非政府组织、媒体、地痞流氓或黑道人脉,更可怕的是他们掌握一套完整科学的方法论,使得他们对东道国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力量的变动有着惊人的预判能力和反应能力。

中资安全公司在整体上与外资相比差距明显。与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状况类似,中资安全公司目前整体处于中低端的发展阶段,产品服务同质化严重,因此只能在低价空间内相互竞争。这造成领先的中资安全公司都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这就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恶性循环的发生。中资安全公司的能力建设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在缺少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安全公司只能依靠市场利润来哺育自身。资金状况不佳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他们人才队伍、全球网络、专业服务等方面建设发展缓慢。

中资安保公司之间难以合作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安保公司都希望自己的服务和产品能够覆盖全产业链。这一方面是安保公司基于对海外安保产业市场前景的乐观判断和战略思考,希望在行业中获得关键话语权、定价权和主导权,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寻求对原有利润空间的突破,希望藉此减少交易成本和风险,并向高附加值环节进行延伸。

但是,这些障碍也并非完全无法突破。郑刚就建议,上下游之间的安全公司完全可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合作。例如效仿国际SOS和化险咨询成立合资公司,或交叉持股。又或者说,他们可以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不过,除了上市之外,安保公司本来可以与保险公司进行深度合作。遗憾的是,中国保险公司似乎对这种合作并不感兴趣,所以中国版的化险咨询也就只有等到保险市场培育到一定程度才会诞生。

在欧美国家,政府与安全公司、媒体、大型跨国集团、NGO之间拥有相对完善的情报共享的机制(包括商业、政治、安全情报)。商业机构 在情报体系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某些情形中,商业机构或NGO往往比母国政府获取情报更加容易也更加隐秘。必须认清的现实是,任何一家中国公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无法拥有可与国际安全公司相比的情报能力。如果中国安全公司之间无法建立合作关系,那么中国的海外利益保障整体能力将受到削弱。

中资安全公司虽然在情报来源上实现共享无法实现,但在开源情报上的共享倒是值得探索。譬如中城卫的总裁肖芃就曾对笔者表示支持搭建情报共享平台——这与上海相对开放的商业环境不无关系。拥有全球网络的媒体机构尤其应该发挥相关作用,因为这个平台可以赋予驻外记者及其获得的信息以新闻以外的价值。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包含了企业、媒体、政府的多元情报共享平台将会对中国公民的安全保障和海外利益保护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问题在于,越来越偏好短期回报的资本市场是否会对此感兴趣?企业决策者是否有足够的眼光看到情报共享平台的价值?政府决策者又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破除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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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编辑:沈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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