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自驾游价格联盟

张充和:一曲微茫,古色今香 附书画作品

新民周刊2018-10-10 14:28:44



张充和先生于美国时间6月17日下午1时过世,享年102岁。合肥四姊妹,从此成历史。无缘面见张充和先生的风采,现选录苏炜老师的《天涯晚笛》(张充和口述实录),或许可以从中窥得张充和先生的风采,及她那一辈的独特往事。



天涯晚笛



张充和口述




1.
“那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沈从文)有关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来,研墨,写字,顺手就写下了这四句话。” 张先生把纸张递给我,点着上面的文字,解释道,“不折不从,说的是沈先生的坚守。他一生经历过各种坎坷,在‘文革’中也受过各种苦,可是他总是能坚守住自己的一点东西……”


2.
“我学字多年,早就仰慕沈先生(沈尹默)的书风和大名,可是到了重庆,也不敢贸然造访求教。那是一九四一年吧,我在重庆国泰戏院演昆曲《游园惊梦》,演出很轰动。章士钊作了诗,很多诗人唱和,沈先生也和了两首,就抄录在纸上托人转给我,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以后就常常向他求教。那时候到沈先生家,一进去先报上名字。他听说我来了总是很高兴,我就站在那里看他写字,一站就站个半天。”


3.
“沈先生(沈尹默)性格乐观,一点儿也没架子,写字就用一张小桌子,站着写,我就站在一边为他拉纸。看他写字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但他不要我学他的字,也不要任何人学他的字。他说,要学,就学他娘家的字——他说的‘娘家’,是他学书法追随的各流各派的老祖宗。这个‘娘家’,可大得不得了啊!”


4.
“要唱戏,首先得找人配戏,就是要找跑龙套的。在重庆,那一年演《刺虎》,我是属于教育部的,要唱戏,龙套就得从自己所在的部门里找。开会商量,那四个龙套就在酒席上定了,就找王泊生——他原是山东省立剧院院长,当时在教育部任职;还有陈礼江,社会教育司司长;郑颖孙,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还有卢冀野,就是卢前,他既会写诗写曲,又会弹古琴。这些人都算教育部里的官员,人面都很熟的。那天是劳军演出,要大家捐款,各部会的长官都要来看。开场锣鼓音乐一响,他们四个龙套一出来,大家全都认得,全场就拼命鼓掌。龙套一出场就拍手掌,这唱昆曲的可从来没见过;这四个人又当惯了官,像在台上演讲,别人一鼓掌他们就点头鞠躬,越点头掌声就越响,结果他们点头鞠躬个没完,场上场下的笑成一堆,幸亏不是在我上场前,不然这戏,可真就唱不下去啦……”


5.
“胡适很喜欢写字的,也喜欢到我这里来写,我这里的笔墨纸张都全哪!他的字学的郑孝胥,喜欢把撇捺拖得长长的。我问他,果然不假,他直笑:‘我的根底都被你看出来啦!’郑孝胥的字在他们那个年代很风行,很多人学的。”


6.
赵荣琛(京剧四大名旦程砚秋的入室弟子,题签上写着:“充和表妹以为纪念”)——“他是我祖母的姨侄。他们家是太湖的赵氏家族,家里有个‘四代翰林’的大匾抗战时被日本人弄走了。状元人家自然是看不起唱戏的,他叔叔唱戏的时候,就被家族除了名,赶出祠堂;可他还唱……”)


7.
“(曲社唱过的戏)就那么几出,《刺虎》、《游园惊梦》、《断桥》、《思凡》、《闹学》什么的。当时劳军,各部会联欢,唱的都是老戏,没有新编的戏。现在的小孩子,拉拉几天琴就要作曲了,就要编新戏了——弄音乐,哪有这么简单!”




8.
“重庆也有个曲社,就叫重庆曲社。一般总是由一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挑头,组织曲社的活动。我记得抗战年间重庆的曲社是由项馨吾挑的头,他是当时中央信托局的经理,老曲家。他年纪最大,与俞振飞同辈。我当时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做事,也时常参加曲社的活动,大家一块儿度曲、唱戏、排练、演出什么的。上面若有劳军任务,或者要接待外国人,就去找重庆曲社。当时重庆政界、文化界好多人都是社员,其中还有两位曲坛川字辈的新人,我在重庆师范还教了一批学生,应该说是人才济济的。我们每两个礼拜聚一次,大家凑在一起唱戏。”


9.
“我在师范教戏,归在音乐系。执掌音乐系、同时在曲社里兼做文武场的,都是杨荫浏。他会弹琵琶,还会吹笛子。他把我唱的戏,都从工尺谱翻译成五线谱。先让一个姓叶的学生来翻,杨荫浏自己再做校对;然后让音乐系的学生去唱,让我再走一遍。他做得很认真,足足翻译了十个旦角戏,印出来给音乐学院做教材用,我这里还有当时的稿本。他用中国乐器来配,翻得很准确,注上各种符号,还写明‘张充和的唱法’,听说后来还印成了书。”


10.
“杨荫浏人也很好玩,典型的一个absent-minded(跑神,不专注),我们在昆明的时候就住得近,也在一起做事。记得那时候,他一天到晚在打算盘,我觉得奇怪,问他,他告诉我,他在计算音乐里的节奏。呵呵,他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原来是在给音乐算节奏!”


11.
“那晚我演《刺虎》,正在后台化妆,梁实秋和老舍在边上练相声,一边练一边大笑,我就要他们先讲给我听听。老舍写相声很在行的,又是老北京,所以他是主角——逗哏的,梁实秋是捧哏的。排练时,有一个老舍举着扇子要打的动作,梁实秋说:‘你到时别真打,比比样子就好。’结果到了台上表演,说到兴头上,老舍的扇子一挥,真的就打过来了,梁实秋没有防备,这一打就把他眼镜打飞了!梁实秋手疾眼快,一手就把眼镜接住了。下面掌声大作,以为是他们俩故意设计好的,就大叫:‘安可!’‘安可!’(再来一次)他们俩相对哈哈大笑,相声讲不下去啦……”




12.
“我从教育部所在的青木关搬到北碚,就是从原来教育部属下的音乐教育委员会,调到了新成立的礼乐馆。礼乐馆的成立也有一段来由:重庆在孙中山先生的忌日纪念活动中奏哀乐。蒋委员长说不对,人死超过三年,就不该奏哀乐了。一个国家,礼乐都不通,该要制礼作乐了!教育部于是下了命令,要遵办此事。后来就成立了礼乐馆。连乡下人结婚的婚礼,也要制订证婚的礼乐仪式。乡下人礼拜天可以到礼乐馆来,按新式礼仪结婚,由公证人公证,杨荫浏还给弹个钢琴伴奏什么的,仪式很简单,但隆重。”


13.
“搬到北碚以后,日军轰炸反而不多了。我们礼乐馆的防空洞又是最好的,离办公室很近,底下很深。我那段时间写了最多的小楷,一般都利用第一次防空警报拉响,而第二次警报还没响起来之间的时间。那段时间不算太短,正事反正是做不了了,写小楷不费墨,拿起笔来就可以写,直写到第二次警报响起才搁笔,几步就可以跑到防空洞去。待第三次警报响起来,日军的空袭才真正到了。”


14.
“我那时候二十多岁,每个月领五十多块钱的薪水,还能资助我在昆明联大读书的五弟的生活费。那段时间我也交了最多的朋友。礼乐馆在嘉陵江边,江那边是复旦(大学)。我们要过江去,水很浅,可以走在石子上过江,不用小船。复旦我的朋友很多,年轻年老的都有:章靳以、洪深、方令孺——大家叫她方九姑,他们常常过江来找我玩,唱曲、写字、吟诗作画的,很热闹。”




15.
“我祖母是我学诗的第一个启蒙人。祖母会做诗,能背很多诗。我五岁开始就跟着祖母背诗,读诗,每次还要把我读过、背过的诗似懂非懂地讲给祖母听。我出生八个月就离开了妈,跟祖母长大。祖母其实是我的叔祖母,她是李鸿章的侄女。她的父亲李蕴章,是李鸿章的四弟。”


16.
“我们和张爱玲不是一族的亲戚。他们是来自皖南的张家,我们算是合肥的张家。《清史稿》上记的我曾祖父张树声的传记,好像提到过曾祖与她祖父张佩纶有过什么关系。我没见过张爱玲,日常生活里也和他们的张家没发生过关系。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合肥的李家和张家,是两个大姓人家。不过我们家,民国年后就搬到了上海,后来又搬到了苏州。”


17.
“我祖母让我读的是家教私学,给我请过好多位老师。教我时间最长、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位考古学家,叫朱谟钦,他算是考古界后来很有名的夏鼐、唐兰他们的长辈。他的国学底子好,一开始就教我给古书点句,读史书、读古文,就从断句开始。一上来就要我点《项羽本纪》。他先点几天,然后叫我自己点,点的是一种大版本的线装书。他要我博览群书,把文笔弄通,教我做诗、对对子,并不是死抠四书五经,教学风格没有一点儿科举味。”


18.
“我写字也是跟朱先生(朱谟钦)学的,他真草篆隶都会,也是用朱笔给我批改。我临的《颜勤礼碑》,当时刚出土,是朱先生把新拓的拓片一条条剪出来,为我做成字帖,按原样临写的。我看过后来出版的许多《颜勤礼碑》字帖,字体显得很肥大,完全走样了。那是因为拓片一经裱过,笔画就被撑开了。”


19.
“开学那天,当时胡适是国文系的系主任,在系里的Party(派对,聚会)上,他点着我的名说:‘张旋!你的算学不太好(其实是大不好),你要好好补一补呀!’我吓坏了,跑到教务处去说:‘要怎么补呀?我怕补也补不成了,我加减乘除都不懂,我宁可不上了!’教务处的人一听就乐了,笑着说:‘取了就取了,还补什么补,胡适是给你打官腔呢!’”


20.
“写诗么,我是‘随地吐痰,不自收拾’……随地吐痰,吐容易吐呀,收拾起来就不容易。我写的那些诗,写过了就算了,就不管了,都是别人帮我打扫、收拾起来的。所以《桃花鱼》一印出来,我先就送给我弟弟定和一本。因为我里面的那些诗,好些都是他给我留心搜集、保存下来的。”


21.
“那一年在南京——是七七事变之前的那一年,我给《中央日报》编过一年多的副刊,那副刊叫‘贡献’,原来的主编储安平到英国留学去了,是他们的社长程沧波找到我,说是胡适的推荐,让我临时顶代的。那时为了填‘报屁股’,我用假名写过很多文章,写过就丢了。有人(是卞之琳)后来留心剪留、抄存给我,也让我丢了。”


22.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卞之琳)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


23.
“他(卞之琳)后来出的书,《十年诗草》、《装饰集》什么的,让我给题写书名,我是给他写了;他自己的诗,让我给他抄写,我也写了。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


24.
“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做诗,你说我能怎么办?”


25.
“他(傅汉思)到了北大,就跟季羡林成了好朋友——因为季羡林是留德的,他的德文很好呀。季羡林又把他介绍给了沈先生(沈从文)。可以说,就是在北大这一段,汉思才开始把他的兴趣转向中文,最后做上了中国古典的研究的。我们认识的时候,内战已经开始了,我在北大开的昆曲书法课,还没正式开始教,就打仗了。我和汉思是认识一年之后在北平结的婚,那时候,城外已经炮火连天了。”




26.
“他叫李新乾,是一家书店的年轻伙计。书店的名字,叫‘修绠堂’。他也是季羡林介绍给汉思认识的。你可别小看这样的卖书工人,他懂书,文史哲、古今中外的都粗通一点,知道不同读书人的不同需要。那时候,北平很多店家的伙计,都有这种能耐。”


“李新乾就是这样又能干、又可靠的人。他跟北大校园里很多教授、老师都很熟。他当时比我们小,二十多出头吧,我至少大他十岁,因为买书卖书,跟汉思成了好朋友。汉思没结婚就认识他了,常常带上他一起看电影,一起骑车子出去玩。他送书上门来给我们看,不是非得要我们买,留下来看过了喜欢才买,不喜欢的他再带回去。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书,有时候我们也把想要的书单子写给他,他就四处给我们找。汉思不会讲价钱,他从来就给我们最好的价钱……当时沈从文就很奇怪,说:‘汉思,怎么你们买的书总比我买的便宜呀?还便宜好多!’——呵呵,因为我们认识李新乾呀!”


27.
“那时候,日常照顾我们的有一位女工人,就是我们的保姆,叫‘小挎奶奶’,因为她丈夫叫‘小挎子’,出身很苦,才二十几岁就跟着我们,我们不能就这样扔下她。所以我让小挎奶奶跟着我们走。到了机场,逃难的人已经乱成一团了,那是军用飞机,每个人随身的东西要按分量来称,就说小挎奶奶不能带。我说:‘小挎奶奶不能带,我就不走了!’他们一看我动了脾气,就说:‘人带走,东西都不能带。’我带到机场的那些最好的书籍、书画,就这样被留了下来,说我们先飞到青岛,东西让飞机回头再带。可是飞机到了青岛,红旗已经挂起来了,再也飞不回去了,多少好东西,就是这样扔掉了的……”


28.
“喏,墙上的这两张小画,就是张大千画的我——画的是戏中的我。这张背面的仕女图,记不得他画的是我唱的《闹学》还是《思凡》了;这张线勾的水仙,却是他画我的身段——他说我甩出水袖的身段线条,让他产生了水仙的联想。就这么一转一甩……我问他是否画的就是我这个身段,他笑嘻嘻地说是。”



张充和书画





张充和自撰的对联



手抄的昆曲工尺谱



昆曲工尺谱



张充和收藏的古墨


「张充和手抄昆曲谱」珍藏版,余英时题,绫绢函套



张充和画的《山居图》


张大千以水仙的形态画张充和表演的水袖


张大千画张充和表演的昆曲



(完)


————

来源:理想国

【转发下图,推荐“新民周刊”给朋友;点击图片并长按,再点击“识别二维码”,欢迎关注!】


举报



Copyright © 新疆自驾游价格联盟@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