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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大悲和余诚在武昌的革命活动

辛亥网2019-06-17 01:39:38

詹大悲和余诚在武昌的革命活动——兼议清末湖北革命党人的特质

 

  2017年,适逢詹大悲先生诞辰130周年暨就义90周年。欣闻先生的故乡湖北蕲春县的父老乡亲集资为先生敬塑了汉白玉雕像,定于11月18日揭幕,还筹组了“詹大悲文化研究会”,届时也将挂牌正式成立。作为大悲先生辛亥革命时期的战友“麻城二余”(余诚、余祖言)的后裔,对此我们非常高兴和欣慰,同时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大悲先生和余诚等人当年并肩战斗的往事,感慨万千。现就我们对这段历史学习了解的情况和认识作一点粗浅的介绍,谬误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 詹大悲和余诚

  农历己酉年(清宣统元年)秋冬,即大约从公历1909年9月份到1910年1月份的这段时间,在湖北武昌,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的革命党人,一个是从鄂东来到武昌的詹大悲,一个是从东京回到武昌的余诚,从相识相知,到一起从事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始终忠实地诠释着湖北革命党人的优良特质,为湖北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值得我们纪念。

  为了说清楚来龙去脉,先介绍一下两位主人翁:

詹大悲(1887—1927)

  詹大悲 (1887—1927),原名培翰,又名翰,字质存,以别名“大悲”行世。湖北蕲州(今蕲春)人。1907年考入黄州府中学堂,加入“证人学会”,倡言革命。1908年到武汉,先后参加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并与宛思演等人接办了汉口《商务报》,任主笔。1910年12月任《大江白话报》主笔。1911年1月与蒋翊武、刘尧澂等筹组革命团体“文学社”,起草社章,被推为该社文书部部长。后变卖田产,集资改组《大江白话报》为《大江报》,以为“文学社”之机关报,自任主编兼经理。同年7月26日,该报发表黄侃《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号召激烈改革,遂遭查禁,詹亦因之被湖广总督瑞澂下令逮捕并判处徒刑十八个月,至武昌起义后方出狱。旋任汉口军政分府主任兼管军事处,率民军在汉口反击清军的进攻。1912年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12月当选为湖北省议会议员。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1925年3月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1926年后,历任广州国民政府驻沪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暨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委员、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建设科长、财政委员会委员代理财政厅长、官钱局产业委员会主任、象鼻山铁矿局局长、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汉口市政府委员等职。1927年12月17日,詹大悲被两湖清乡督办胡宗铎以“赤化分子阴谋暴动罪”逮捕,当晚慷慨就义。

余诚(1884—1910)

  余诚(1884—1910),谱名淑潢,原名仲勉,字简斋。湖北麻城人。清乡试副榜。幼时受教于族兄余祖言(1873—1938),1899年春随余祖言来汉,与吴禄贞等志士交往,又随余祖言北上考察形势,秘密联络会党。1904年参与武昌科学补习所,谋在汉响应黄兴组织的长沙起义,事泄遭通缉。时余祖言已考取官费留日,余诚立即变卖家产,自费随兄留日。1905年参与筹组同盟会,后任湖北分会会长。1906年回国,在武汉与刘静庵等合作,以日知会为基地开展同盟会工作。1907年,“日知会丙午党狱”案发后,清吏搜捕日急,“乃易服走上海,投公学”,不久再度流亡日本,仍任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襄助总部工作,维持《民报》运作,兼任《河南》杂志主笔(之一)。1909年秋,病情加重,由陈子静、李仲葵(四光)护送回国,在武昌继续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工作。1910年1月离汉返乡,2月5日病逝于麻城余家冲。

  二 己酉年秋冬的形势

  谈詹大悲和余诚1909年9月至1910年1月在武昌所从事的革命活动,首先就要了解在这段时间里,从“辛亥革命”的角度看,中国发生了哪些大事。以下录自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大事记》[1]:

  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

  9~10月 同盟会、光复会之间的派别纠纷加剧。章炳麟、陶成章在南洋、日本等地大肆攻击孙中山,公开散发《伪〈民报〉检举状》、《孙文罪状》(即《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等文件。

  10月4日(八月二十一日) 清军机大臣、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张之洞死。7日,清政府命将该铁路事宜归邮传部接办。

  10月14日(九月初一日) 张謇、郑孝胥在上海发起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集议向清政府请愿,要求速开国会。

  10月 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黄泥涌道成立,负责华南各省会务和策划起义,胡汉民任支部长,旋即着手运动新军,谋划广州起义。

  11月5日(九月二十三日) 湖北留日学生代表张伯烈、夏道南及咨议局议员等组织“湖北铁路协会”,举刘心源为会长。

  11月13日(十月初一日) 柳亚子在苏州创立文学团体“南社”,提倡民族气节,宣传反清爱国。

  11月27日(十月十五日) 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召集十六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议决组织“请愿国会代表团”进京请愿,要求缩短立宪年限、迅速召开国会和设立责任内阁。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

  1月16日(己酉十二月初六日) 请愿国会代表团三十三人齐集北京,举直隶议员孙洪伊为领衔代表,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一年内即开国会。清政府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又未划一”为借口,拒绝所请,第一次请愿失败。

  1月23日(己酉十二月十三日) 四川同盟会员佘英、熊克武发动嘉定起义,标揭汉军政府旗号,与清军激战两日,失败,义军死伤两百余人,佘英被捕遇害。

  1月24日(己酉十二月十四日) 请愿国会代表团在北京开会,决定成立立宪团体“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总部设北京,各省设立分会。期使联合绅商各界,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

  1月29日(己酉十二月十九日) 黄兴于23日离日本、是日抵香港,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旋赵声、胡汉民、朱执信等参与筹划。

  1月30日(己酉十二月二十日) 熊成基在哈尔滨谋刺贝勒载洵,因奸徒告密,是日被捕。2月27日遇害。

  △ 清廷诏准黎大均等呈请商办鄂境粤汉、川汉铁路。3月24日,邮传部批准在湖北设立粤汉、川汉铁路公司。

  再看看同一时间,从“辛亥首义”的角度看,湖北发生了哪些大事。以下录自冯天瑜、张笃勤编《辛亥首义大事年表》[2]:

  1909年

  9月 湖北留日学生派代表张伯烈、夏道南回鄂呼吁反对借外款筑路。张之洞病逝[3]。

  10月 湖北咨议局成立,吴庆涛为议长, 汤化龙、夏寿康为副议长。并举行咨议局第一次常会。

  湖北组织铁路协会,连开大会,议筹款及推选晋京争废路约代表。

  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成立,议决向清廷递交请愿书,请开国会。

  11月8日 新军士兵陶勋臣在铁路协会大会上抽刀断指,坚决推举张伯烈北上请命。

  12月24日 湖北晋京代表离汉,武汉各界千余人相送。

  是年武汉商民发起抵制日货运动。

  汉口顺昌[4]、阜昌(外资经营)公司八九千工人举行同盟罢工,反对工头盘剥,要求增加工资;痛殴工头,几乎酿成暴动。

  武昌设陆军第三中学、湖北陆军小学堂。

  1910年

  1月30日 由各省咨议局议员组成的请愿国会代表团三十三人齐集北京,联合二十余万人,举直隶省咨议局议员孙洪伊为领衔代表,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一年内即开国会。

  是月 湖北商办铁路协会选派会长刘心源及密昌墀、张伯烈三人为进京请愿代表,旋即赴北京情愿。

  《辛亥革命大事记》和《辛亥首义大事年表》,使我们对当时的形势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意味深长的是,上面这两种颇具权威性的大事记,都将在湖北主政了十八年(1889—1907)的张之洞的病逝列为国之大事。这是有道理的。


张之洞(1837—1909)

  美国著名的远东问题专家、传教士布朗博士指出:“大清王朝此时的另一个巨大损失是1909年10月4日老牌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去世。长期以来,他一直是与袁世凯齐名的、智慧和能力并重的进步政治家。他去世的那一天对中国而言是极为黯淡的一日,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再也找不到了。他的去世引起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地方督抚与中央政府之间彼此缺乏信任感,未来中国一旦陷于混乱,将陷于分裂。”[5]

  综论继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几乎同时死亡以来的形势,包括1909年10月张之洞的死亡,布朗认为,此时“革命的绝佳时机已经到来。”[6]

  同时,“立宪运动随即汹涌而至。1909年10月14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拥有21名成员的中国第一个省级议会成立。”[7]故而我们在两种大事记中都看到了这种汹涌的浪潮正在席卷全国。然而,虽然立宪派士绅的“参加对于加速清廷的崩溃,促进各省光复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不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不言而喻的。”[8]

  事实上,“活跃在辛亥革命舞台上的主要是四种社会力量:共和知识分子、新军、会党和立宪派士绅(立宪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9]其中,“参加起义的新军实际上是穿上军装的共和知识分子”[10]。而“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反复出现的改朝换代,其原因,就在于出现了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共和知识分子,就在于共和知识分子发挥了领导作用。”[11]

  既然如此,作为领导者的湖北革命党人的后裔,读了上面两种大事记,就难免有所“失落”了: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围绕着争路权而记载了张伯烈、夏道南、陶勋臣等人的活动,我们没有看到湖北军学两界其他的动态,更不用说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了。人们不禁要问,在距天翻地覆的“辛亥秋冬”不过两年时间的“己酉秋冬”,湖北军学两界的革命党人到哪里去了呢?难道他们被三年前“丙午秋冬”的“日知会党狱”吓破了胆吗?

  否。

  我们要透过表象看本质,本质就是湖北在全国所处的特殊地位、险恶环境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湖北革命党人的特殊风气。

  三 湖北革命党人不竞声华,埋头苦干

  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録》中精辟地指出:“湖北为四战之地,一旦有变,虏骑瞬息压境,似无发动之可能,然历来志士,即在此环境下造成一特殊风气,即不竞声华,埋头苦干是也。”[12]

  这种“不竞声华,埋头苦干”的“特殊风气”,就是湖北革命党人行事的风格,就是湖北革命党人的特质。

  秉承着这一特质,湖北的革命党人长时间地在军学两界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自张之洞将湖北学生中“激烈者,派赴东西各国留学,吾鄂人士,始有亲炙总理(案:孙中山)之机会矣。吴禄贞、傅慈祥、戢元丞、刘成禺、居正、田桐、石瑛、胡秉柯诸志士,一闻总理之主义及计划,倾城归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闻教之后,即偕吾鄂全体留学生,标示革命,传播江浒。或则创办《湖北学生界》、《汉声》等杂志唤醒邦人;或则转刊《黄帝魂》、《孙逸仙》、《革命军》、《猛回头》,以运动军队;或则致书乡人,以期宣传之普及;或则组织团体,以冀主义之实行。自庚子以还,形形色色,奔凑咸来。外而东西留学生,内而军学两界,其倾向革命之热情,如雨后春笋,暴发于满山之间。各机关纷纷设立,前仆后起。迨辛亥义旗一举,满清即亡,实早植基于此矣。”[13]

  “庚子以后,士人多投笔从戎,不以仓头为耻。甚或累年不迁,亦安之若素。遇有风潮,则易名再入他营。极少以从军为终南捷径,借党势谋飞腾者。所以无营不有知识分子、革命党人,意态冷静沉默,匿儒冠,而讳新民,犹之西药以糖衣封其猛剂,食者甘之。而官厅遂毫不注意,士兵亦以彼辈可亲,等于手足。不数年间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职是之故,此湖北革命之妙用,非外人所得而知也。”[14]

  对于湖北革命党人的特质,冯天瑜和张笃勤在《辛亥首义史》中用通俗的语言进一步给予了说明。在该书第二章第四节《湖北革命党人的特色》中,他们总结出了五条,以下是其中的第二条和第三条:

  二 超越暗杀主义,埋头苦干

  湖北革命党人并未产生著名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是一群社会资望不高的小人物,但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正所谓“鄂省党人,恥声华、厌标榜、木讷质直”,他们不企求以壮烈的一死去耸动视听,认为吴樾、王汉那种“十步以内,血火红飞”的“暗杀主义”,固然壮烈,却不足以成大事;他们不以华丽的言谈文字去博取虚名;也没有像同盟会的某些领导人那样急于求成,而是走着一条艰苦踏实的道路:长期深入下层,运动会党,发动新军,扎扎实实地从事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他们不像留学生党人那样具有号召力,却有着更可贵的“不竞声华”的实干精神。[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