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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大悲和余诚在武昌的革命活动

辛亥网2018-11-28 07:43:11

詹大悲和余诚在武昌的革命活动——兼议清末湖北革命党人的特质

 

  2017年,适逢詹大悲先生诞辰130周年暨就义90周年。欣闻先生的故乡湖北蕲春县的父老乡亲集资为先生敬塑了汉白玉雕像,定于11月18日揭幕,还筹组了“詹大悲文化研究会”,届时也将挂牌正式成立。作为大悲先生辛亥革命时期的战友“麻城二余”(余诚、余祖言)的后裔,对此我们非常高兴和欣慰,同时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大悲先生和余诚等人当年并肩战斗的往事,感慨万千。现就我们对这段历史学习了解的情况和认识作一点粗浅的介绍,谬误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 詹大悲和余诚

  农历己酉年(清宣统元年)秋冬,即大约从公历1909年9月份到1910年1月份的这段时间,在湖北武昌,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的革命党人,一个是从鄂东来到武昌的詹大悲,一个是从东京回到武昌的余诚,从相识相知,到一起从事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始终忠实地诠释着湖北革命党人的优良特质,为湖北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值得我们纪念。

  为了说清楚来龙去脉,先介绍一下两位主人翁:

詹大悲(1887—1927)

  詹大悲 (1887—1927),原名培翰,又名翰,字质存,以别名“大悲”行世。湖北蕲州(今蕲春)人。1907年考入黄州府中学堂,加入“证人学会”,倡言革命。1908年到武汉,先后参加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并与宛思演等人接办了汉口《商务报》,任主笔。1910年12月任《大江白话报》主笔。1911年1月与蒋翊武、刘尧澂等筹组革命团体“文学社”,起草社章,被推为该社文书部部长。后变卖田产,集资改组《大江白话报》为《大江报》,以为“文学社”之机关报,自任主编兼经理。同年7月26日,该报发表黄侃《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号召激烈改革,遂遭查禁,詹亦因之被湖广总督瑞澂下令逮捕并判处徒刑十八个月,至武昌起义后方出狱。旋任汉口军政分府主任兼管军事处,率民军在汉口反击清军的进攻。1912年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12月当选为湖北省议会议员。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1925年3月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1926年后,历任广州国民政府驻沪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暨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委员、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建设科长、财政委员会委员代理财政厅长、官钱局产业委员会主任、象鼻山铁矿局局长、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汉口市政府委员等职。1927年12月17日,詹大悲被两湖清乡督办胡宗铎以“赤化分子阴谋暴动罪”逮捕,当晚慷慨就义。

余诚(1884—1910)

  余诚(1884—1910),谱名淑潢,原名仲勉,字简斋。湖北麻城人。清乡试副榜。幼时受教于族兄余祖言(1873—1938),1899年春随余祖言来汉,与吴禄贞等志士交往,又随余祖言北上考察形势,秘密联络会党。1904年参与武昌科学补习所,谋在汉响应黄兴组织的长沙起义,事泄遭通缉。时余祖言已考取官费留日,余诚立即变卖家产,自费随兄留日。1905年参与筹组同盟会,后任湖北分会会长。1906年回国,在武汉与刘静庵等合作,以日知会为基地开展同盟会工作。1907年,“日知会丙午党狱”案发后,清吏搜捕日急,“乃易服走上海,投公学”,不久再度流亡日本,仍任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襄助总部工作,维持《民报》运作,兼任《河南》杂志主笔(之一)。1909年秋,病情加重,由陈子静、李仲葵(四光)护送回国,在武昌继续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工作。1910年1月离汉返乡,2月5日病逝于麻城余家冲。

  二 己酉年秋冬的形势

  谈詹大悲和余诚1909年9月至1910年1月在武昌所从事的革命活动,首先就要了解在这段时间里,从“辛亥革命”的角度看,中国发生了哪些大事。以下录自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大事记》[1]:

  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

  9~10月 同盟会、光复会之间的派别纠纷加剧。章炳麟、陶成章在南洋、日本等地大肆攻击孙中山,公开散发《伪〈民报〉检举状》、《孙文罪状》(即《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等文件。

  10月4日(八月二十一日) 清军机大臣、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张之洞死。7日,清政府命将该铁路事宜归邮传部接办。

  10月14日(九月初一日) 张謇、郑孝胥在上海发起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集议向清政府请愿,要求速开国会。

  10月 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黄泥涌道成立,负责华南各省会务和策划起义,胡汉民任支部长,旋即着手运动新军,谋划广州起义。

  11月5日(九月二十三日) 湖北留日学生代表张伯烈、夏道南及咨议局议员等组织“湖北铁路协会”,举刘心源为会长。

  11月13日(十月初一日) 柳亚子在苏州创立文学团体“南社”,提倡民族气节,宣传反清爱国。

  11月27日(十月十五日) 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召集十六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议决组织“请愿国会代表团”进京请愿,要求缩短立宪年限、迅速召开国会和设立责任内阁。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

  1月16日(己酉十二月初六日) 请愿国会代表团三十三人齐集北京,举直隶议员孙洪伊为领衔代表,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一年内即开国会。清政府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又未划一”为借口,拒绝所请,第一次请愿失败。

  1月23日(己酉十二月十三日) 四川同盟会员佘英、熊克武发动嘉定起义,标揭汉军政府旗号,与清军激战两日,失败,义军死伤两百余人,佘英被捕遇害。

  1月24日(己酉十二月十四日) 请愿国会代表团在北京开会,决定成立立宪团体“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总部设北京,各省设立分会。期使联合绅商各界,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

  1月29日(己酉十二月十九日) 黄兴于23日离日本、是日抵香港,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旋赵声、胡汉民、朱执信等参与筹划。

  1月30日(己酉十二月二十日) 熊成基在哈尔滨谋刺贝勒载洵,因奸徒告密,是日被捕。2月27日遇害。

  △ 清廷诏准黎大均等呈请商办鄂境粤汉、川汉铁路。3月24日,邮传部批准在湖北设立粤汉、川汉铁路公司。

  再看看同一时间,从“辛亥首义”的角度看,湖北发生了哪些大事。以下录自冯天瑜、张笃勤编《辛亥首义大事年表》[2]:

  1909年

  9月 湖北留日学生派代表张伯烈、夏道南回鄂呼吁反对借外款筑路。张之洞病逝[3]。

  10月 湖北咨议局成立,吴庆涛为议长, 汤化龙、夏寿康为副议长。并举行咨议局第一次常会。

  湖北组织铁路协会,连开大会,议筹款及推选晋京争废路约代表。

  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成立,议决向清廷递交请愿书,请开国会。

  11月8日 新军士兵陶勋臣在铁路协会大会上抽刀断指,坚决推举张伯烈北上请命。

  12月24日 湖北晋京代表离汉,武汉各界千余人相送。

  是年武汉商民发起抵制日货运动。

  汉口顺昌[4]、阜昌(外资经营)公司八九千工人举行同盟罢工,反对工头盘剥,要求增加工资;痛殴工头,几乎酿成暴动。

  武昌设陆军第三中学、湖北陆军小学堂。

  1910年

  1月30日 由各省咨议局议员组成的请愿国会代表团三十三人齐集北京,联合二十余万人,举直隶省咨议局议员孙洪伊为领衔代表,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一年内即开国会。

  是月 湖北商办铁路协会选派会长刘心源及密昌墀、张伯烈三人为进京请愿代表,旋即赴北京情愿。

  《辛亥革命大事记》和《辛亥首义大事年表》,使我们对当时的形势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意味深长的是,上面这两种颇具权威性的大事记,都将在湖北主政了十八年(1889—1907)的张之洞的病逝列为国之大事。这是有道理的。


张之洞(1837—1909)

  美国著名的远东问题专家、传教士布朗博士指出:“大清王朝此时的另一个巨大损失是1909年10月4日老牌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去世。长期以来,他一直是与袁世凯齐名的、智慧和能力并重的进步政治家。他去世的那一天对中国而言是极为黯淡的一日,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再也找不到了。他的去世引起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地方督抚与中央政府之间彼此缺乏信任感,未来中国一旦陷于混乱,将陷于分裂。”[5]

  综论继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几乎同时死亡以来的形势,包括1909年10月张之洞的死亡,布朗认为,此时“革命的绝佳时机已经到来。”[6]

  同时,“立宪运动随即汹涌而至。1909年10月14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拥有21名成员的中国第一个省级议会成立。”[7]故而我们在两种大事记中都看到了这种汹涌的浪潮正在席卷全国。然而,虽然立宪派士绅的“参加对于加速清廷的崩溃,促进各省光复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不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不言而喻的。”[8]

  事实上,“活跃在辛亥革命舞台上的主要是四种社会力量:共和知识分子、新军、会党和立宪派士绅(立宪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9]其中,“参加起义的新军实际上是穿上军装的共和知识分子”[10]。而“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反复出现的改朝换代,其原因,就在于出现了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共和知识分子,就在于共和知识分子发挥了领导作用。”[11]

  既然如此,作为领导者的湖北革命党人的后裔,读了上面两种大事记,就难免有所“失落”了: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围绕着争路权而记载了张伯烈、夏道南、陶勋臣等人的活动,我们没有看到湖北军学两界其他的动态,更不用说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了。人们不禁要问,在距天翻地覆的“辛亥秋冬”不过两年时间的“己酉秋冬”,湖北军学两界的革命党人到哪里去了呢?难道他们被三年前“丙午秋冬”的“日知会党狱”吓破了胆吗?

  否。

  我们要透过表象看本质,本质就是湖北在全国所处的特殊地位、险恶环境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湖北革命党人的特殊风气。

  三 湖北革命党人不竞声华,埋头苦干

  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録》中精辟地指出:“湖北为四战之地,一旦有变,虏骑瞬息压境,似无发动之可能,然历来志士,即在此环境下造成一特殊风气,即不竞声华,埋头苦干是也。”[12]

  这种“不竞声华,埋头苦干”的“特殊风气”,就是湖北革命党人行事的风格,就是湖北革命党人的特质。

  秉承着这一特质,湖北的革命党人长时间地在军学两界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自张之洞将湖北学生中“激烈者,派赴东西各国留学,吾鄂人士,始有亲炙总理(案:孙中山)之机会矣。吴禄贞、傅慈祥、戢元丞、刘成禺、居正、田桐、石瑛、胡秉柯诸志士,一闻总理之主义及计划,倾城归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闻教之后,即偕吾鄂全体留学生,标示革命,传播江浒。或则创办《湖北学生界》、《汉声》等杂志唤醒邦人;或则转刊《黄帝魂》、《孙逸仙》、《革命军》、《猛回头》,以运动军队;或则致书乡人,以期宣传之普及;或则组织团体,以冀主义之实行。自庚子以还,形形色色,奔凑咸来。外而东西留学生,内而军学两界,其倾向革命之热情,如雨后春笋,暴发于满山之间。各机关纷纷设立,前仆后起。迨辛亥义旗一举,满清即亡,实早植基于此矣。”[13]

  “庚子以后,士人多投笔从戎,不以仓头为耻。甚或累年不迁,亦安之若素。遇有风潮,则易名再入他营。极少以从军为终南捷径,借党势谋飞腾者。所以无营不有知识分子、革命党人,意态冷静沉默,匿儒冠,而讳新民,犹之西药以糖衣封其猛剂,食者甘之。而官厅遂毫不注意,士兵亦以彼辈可亲,等于手足。不数年间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职是之故,此湖北革命之妙用,非外人所得而知也。”[14]

  对于湖北革命党人的特质,冯天瑜和张笃勤在《辛亥首义史》中用通俗的语言进一步给予了说明。在该书第二章第四节《湖北革命党人的特色》中,他们总结出了五条,以下是其中的第二条和第三条:

  二 超越暗杀主义,埋头苦干

  湖北革命党人并未产生著名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是一群社会资望不高的小人物,但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正所谓“鄂省党人,恥声华、厌标榜、木讷质直”,他们不企求以壮烈的一死去耸动视听,认为吴樾、王汉那种“十步以内,血火红飞”的“暗杀主义”,固然壮烈,却不足以成大事;他们不以华丽的言谈文字去博取虚名;也没有像同盟会的某些领导人那样急于求成,而是走着一条艰苦踏实的道路:长期深入下层,运动会党,发动新军,扎扎实实地从事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他们不像留学生党人那样具有号召力,却有着更可贵的“不竞声华”的实干精神。[15]

  三 以运动新军为重点

  发动新军,始终是湖北党人活动的重点。1903年花园山聚会已明确此一方针。1904年春,刘静庵、曹亚伯、胡瑛、张难先、吕大森等聚会武昌,谈及革命进行谋略,一致认为,“若暗杀又为个人举动,不足以摇撼全局”。几经研究,“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在他们看来,“时至近代,政府武力虽不足恃,但凭无饷无械无训练之乌合众扑之,未有能制胜者也”,由此得出结论:

  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

  刘静庵、张难先等先后投马队营、工程营为兵。

  另外,正当有的同盟会员迷恋于海外宣传,不愿(或不敢)回国进行艰苦工作的时候,余诚毅然带病回国,致力于团结湖北各革命组织,尤其注意发动新军,直至病重身故。

  ……

  因为有革命党人深入新军的长期发动工作,至辛亥秋,终于实现了“抬营主义”,把湖北新军的若干标营成建制地从清方抬到革命一方。这是辛亥首义成功的关键。[16]

  阅读了这些资料以及其他大量生动具体的回忆录,我们方恍然大悟,原来湖北的革命党人不但没有丝毫的懈怠,而是工作更加深入细致了。这,就是具有大历史担当精神的湖北革命党人啊!

  正是秉承着上述一以贯之的优秀特质,己酉年的秋冬,詹大悲和余诚等人在武昌进行着细致而平凡的革命活动。

  四 詹、余等人在武昌的活动

  早在1906年,余诚和刘静庵等人以日知会为基地,贯彻实施着同盟会的宗旨,不仅在学界广泛地开展革命活动,并且很快就向军界发展。一个“文的”,革命宣传,教育群众;一个“武的”,向军队渗透,掌握武装。这就是刘静庵、余诚和很多革命党人心里非常清楚的两大方面,因之格外倾注精力,积极而周密地开展工作。

  辛亥革命志士梁维亚回忆道:“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我就到第八镇第三十一标第一营前队当兵,因军队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对我思想有所启发。那时同乡余诚从日本回来,成立湖北同盟会,我即由他介绍作同盟会会员。”[17]

  辛亥革命志士杨玉如写道:“适同盟会派余诚为湖北分会会长,是年春到武昌,倚日知会进行党务,不以同盟会相号召,内外联系,声势更张。(余)诚与(刘)静庵极相得。于是设东游预备科、江汉公学,增置号召机关。”并由会员在外创办了很多社团,“皆与日知会相呼应。先是湖北军界仅有少数志士入伍,与学界不相结合,自各社成立后,情谊始得沟通。于是吾鄂莘莘学子,桓桓武士,皆充满革命朝气矣!”[18] 

  遗憾的是,那时詹大悲还在鄂东求学,和余诚并无“交集”。待到1909年秋,余诚甫从日本回到武昌,则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詹大悲立即“以自我介绍函约(余诚等)晤谈”,于是,他们很快就见了面,并立即开展了工作:

  “清光绪三十三年[19],同盟会鄂省负责人余诚(字简斋,麻城县人)由日本回到武汉,住雄楚楼街[20],同来的有同盟会会员温楚珩(北京人),稍后回来的又有同盟会会员黄侃(字季刚,蕲春县人)。温、黄均借居在留日同学刘伯英、刘昆荪弟兄的家中(武昌涵三宫街)。其时武昌军学两界抱有革命思想的同志已日有增加,武昌地方自治研究所学生詹瀚(字质存,笔名大悲,蕲春县人),与这些同志多有联系。詹原在黄州府中学读书,才气纵横,下笔千言,校长吴兆泰誉之为黄州府所辖八属之冠。詹大悲在该校时因阅读新书及海外各种杂志,思想进步,指斥朝政,又因与同学宛思演等暗组团体,被开除学籍,因至武昌地方自治研究所(该校为汤化龙主办,在粮道街西口内)肄业。詹来省后,见闻日广,革命思想益加发展;闻知余、黄、温等均自日本归来,即以自我介绍函约晤谈。此后詹并邀约军学两界同志多人,不时到余诚处聚会,由余诚等告知同盟会组织之缘起及其情况,并言此次回国任务就是宣传同盟会纲领,启发人们的革命思想,希望大家结成团体,共同进行革命,听者甚为鼓舞。自此以后,詹陆续介绍的同志甚多,其中比较优秀的,在学界有黄梅县人宛思演、梅宝玑,黄冈县人熊继贞(字子贞,又名十力)、蕲春县人李翊东(字西屏)、陈屯(字冕亚)、张浩(字东屏);在军界中有黄陂人蔡济民(字幼襄)、吴醒汉、潘康时(字怡如),京山县人王守愚(字玄奕)、湖南人龚霞初、唐牺支、杨王鹏(字子鬯)、刘尧澂、蒋翊武、鈡琦,贵州人王宪章等。此后这些同志均成为军学两界的重要领导人物。”[21]

      “余诚字简斋者,曾中清朝副榜,自费留学日本,系同盟会中坚分子兼湖北支部部长,萍乡之役,曾回国参加,失败后,又逃亡日本。余家境清寒,无法接济费用,又以身体多病,不能长居日本,乃因温楚珩返国之便,借其川资同行返鄂住雄楚楼某号亲戚家。因识詹大悲,始悉军中已有同志多人,遂由詹介绍召集开会。余在会上演说同盟会组织原委及革命宗旨,并指出同盟会中都是当时知名人物。闻者大为兴奋,每日都有很多同志来寓访问,因此,军中革命组织更加发展。不幸余所患肺结核症日形严重,回本县休养,未及半载,因病身故。余虽死,但已播下不少革命种子矣。”[22]

      如果有人觉得詹大悲和余诚等人的这些活动一点也不轰轰烈烈、一点也不惊天动地,因而“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不值一提”,那就不对了。

      是的,你可以说它“不惊天动地”,但却不可以说它“不值一提”。因为正是无数像詹大悲和余诚这样的革命党人,看准了目标,不竞声华,点点滴滴,埋头苦干,自庚子年(1900年)算起,六年而到“丙午秋冬”,九年而到“己酉秋冬”,十一年而到“辛亥秋冬”,终于推翻了满清帝国,创立了中华民国,这就是事实。而期间湖北革命党人的特质愈益明显、愈益坚定,也是事实。

      “作始也简,其成也巨”。难道不是一条普遍的规律吗?

      今天我们纪念詹大悲先生等革命前辈,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学习他们“不竞声华,埋头苦干”的优良特质,为振兴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而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奋斗。

      詹大悲先生永垂不朽!

      【注】:

      [1] 载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附录一】:《辛亥革命大事记》第451页。

      [2] 载冯天瑜、张笃勤著《辛亥首义史》,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附《辛亥首义大事年表》,第626—627页。

      [3] 误。张之洞病逝于农历己酉(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即公历1909年10月4日。

      [4] “顺昌”,排印误。应为“顺丰”

      LITVINOFF。《辛亥首义史》本书第41页即有介绍:“1873年前后俄国茶商在汉口英租界滨江地段(今兰陵路口)开办的顺丰砖茶厂,是武汉最早的机器运作的制造业。…继顺丰茶砖厂之后,在汉俄商又陆续开办了新泰、阜昌、柏昌3家茶砖厂”。

      [5] [美]阿瑟·贾德森·布朗《辛亥革命》,译者:季我努。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1印,第188页。

      [6] 同[5]。

      [7] 同[5]。

      [8] 杨天石《帝制的终结》,岳麓书社2013年7月第1版,【附录】一:《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第376页。

      [9] 同[8]。

      [10] 同[8]。

      [11] 同[8]。

      [12] 张难先著《湖北革命知之録》,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上海初版,《武昌首义之发动》段。

      [13] 同[12]之《湖北革命之动因》段。

      [14] 同[12]。

      [15] 同[2]第148页。

      [16] 同[2]第149—150页。

      [17] 梁维亚《辛亥革命自传之一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二版第104页。

      [18]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1月第一版第12页。

      [19]“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这里原文作者记忆有误。余诚最后一次回国是己酉年(宣统元年)秋,即1909年秋。余祖言1912年撰《志士余仲勉传》:“己酉秋,(余诚)病日增。同志陈子静、李仲葵等(由日本)送至沪,其兄由沪迎归”。详见余品绶《余诚三传评介》,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麻城市委员会主办《麻城文史》2011年第四期第004页。

      [20] “住雄楚楼街”,即住在武昌雄楚楼三号余应云家中。余应云(1844—1911),谱名淑性,字子存,号觉園。湖北麻城人。张之洞门下,光绪丙戌(1886年)科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镇远、桐梓知县。晚年回鄂参与编纂《湖北通志》,举省咨议局议员。曾主讲汉阳晴川、武昌勺庭等书院,是余诚和余祖言的族兄,也是他们的老师。1911年11月7日病逝于武昌家中。民国年间有《觉園诗文选》刊行。

      [21] 卢智泉 温楚珩《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载《武汉文史资料》2011年第22期第47—48页。

      [22] 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 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二版第51页——52页。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成於黄陂摩卡小镇惟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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