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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政治——汪精卫晚年心路试解之一

国语20172019-04-07 15:16:51


不负少年头

 1923年9月28日,诗人徐志摩与胡适等相约一起到海宁看潮,又一次见到了汪精卫(1918年在南京的船里曾见过他一面):

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

精卫的眼睛,圆活而有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徐志摩未刊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59页)

汪精卫少年成名,一表人才,文章好,演讲更好,他一生中留下的最重要的作品,则是他的《双照楼诗词稿》。在他生前,《双照楼诗词稿》就出版了一部分,最终这个诗词稿由他的妻子陈璧君补全。

透过汪精卫的诗词来重新认识这个人,认识他的政治生涯,认识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在那个时代的心路轨迹。以诗解史,是要冒相当风险的,因为诗无达诂,却也提供了一条另外的路径。 

世人知道汪精卫的诗大约是从这些诗开始的。1910年,辛亥革命前夜,他在北京刺杀摄政王未遂,以为必死无疑,曾写下《被逮口占四绝》: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流传最广的是第三首,我却喜欢第四首的最后两句,觉得更有味道一点。第三首以诗明志,有点口号的意味。汪精卫在历史上首先就是以这样一个烈士形象出现的。在世人心目中,他曾是一个“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道德标竿。辛亥变局,当他出狱,参与南北议和,“东南人士仰慕其风采之热烈,为他人所不及也。”当时,他就标榜不做官,民国早期他在欧洲多年,不像胡汉民一直跟在孙中山的身边,因此赢得了清高淡泊之名,当然也有人说他不肯负重。直到1921年前后,他才开始转为积极,辅佐孙中山,从事民众组织和理论宣传。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在孙中山之下,汪、胡成了最高负责之人。

他在孙中山去世后的地位,可以从他曾经的部属、与他有较深关系的周德伟回忆录里看到。1925年春天,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后,很多人非常的悲伤,包括很多大学生。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就对学生说:“悲伤什么,还有汪精卫。”当时,许多人提议汪精卫应该出来做总理的接班人。汪精卫痛哭陈词:“如此,则我同展堂廿余年之交情毁于一旦,革命尚未成功,内部先有裂痕,决不可为。”他想到的是与胡汉民的交情,他不愿意出头做国民党的头号领袖,以免让胡汉民难过。但此时国民党的重心无疑已在他的身上。张季鸾认为,他二十年来的政治生涯,或以此时期为最精彩。

他是个富感情的人,在周德伟记忆中,“汪精卫于每一场合均发表演讲,具极大之煽动力,足以提高士气……精卫的辞令具有血性,又极工巧,听者无不动容,甚至流泪”。但是他对汪的评价也不是完全正面的,他在另外两个不同的地方回忆说:“但汪太感情化,容易冲动,考虑事理欠周密”,“汪亦感情冲动人物,不能自制”。(《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远流出版事业顾问有限公司2011年,166、193、166、277页)这两个散落在不同地方的回忆,与极具煽动力的演讲是吻合的,正由于他易感情冲动,所以他的表达具有煽情的作用。   

周德伟1920年在北京大学求学,从预科读起,后来因投身政治,没有毕业。曾经是以汪精卫为领袖的国民党改组派骨干。

同样,关于汪精卫演讲的说法,汪精卫在行政院的下属、与其关系密切的陈克文的日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周德伟回忆的是1925年,陈克文记的是1937年。

1937年1月21日的陈克文日记说,“汪先生演说颇长,听众极感动”。当天他是听众之一。第二天他又在日记里说:“数日来,汪先生长篇演说已不下数次。西安事变后,纷扰沉闷之局,因先生之归来,顿呈活泼气象矣。”汪精卫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急忙从欧洲回国。他在南京发表了多次的演讲,他的演讲是很打动人的,从陈克文日记中也可看到确实如此。

而汪精卫此人的缺点,早在1927年,张季鸾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当中,就给了他一针见血的评价:“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张季鸾用“领袖欲”这个说法,而且是“变化无常、目标不定”的“领袖欲”来定位汪精卫。  

可是在1929年北大学生的民意调查当中,汪精卫却是他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一政治家。当时,北大迎来三十一周年校庆,从12月16日到18日发出一千九百多张民意测验单,收回571张。第九题是“现在的政治家你最佩服的是那一个?”回答是“汪精卫”的人最多,有97人。其次是意大利的莫索里尼,有53人,回答是阎锡山有19人,回答是蒋介石只有11人。在571张民意测验单中,认为“汪精卫是最佩服的政治家”的人数,远远高于蒋介石。虽然97人在571个人中占的比重并不高,但也可以看出在北大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汪精卫心存好感。这与当时北大学生周德伟的回忆是吻合的,他擅于演讲、擅于煽动,人家一看到他就喜欢他,这就像追星一样。

中原大战前夕,1930年7月23日,汪精卫北上至天津之际,张季鸾一改三年前的尖锐批评,在《汪精卫君北来之感言》社评中论及国家领袖人才养成之难,对他有颇多的期待:

呜呼,国家领袖人才之养成难矣。中国言改革数十年,维新志士,何止万千,然或寿不永,或才不强,或赉志以殉国,或中道而自弃,而一般通病,在不努力修养,亦未遭遇时机,碌碌因循,毫无建树,以志士始而以凡人终者,比比皆是也。辛亥革命,为近代史之一大关键,然实质上初无成就,军权专制,恶政横行,适遇欧战之潮流,受世界之激刺,十数年来,有志青年之革命热情,又复磅礴而起,而领袖之需要遂更殷,此中山先生晚年之所以更受青年崇拜者也。汪精卫君之才之望,皆为民国之第一流,而修养不倦,新知日丰,七八年来,复发奋负责,故于十三年后,继中山先生而为国民党之领袖,人才时会之相合,可谓无两矣。然资望养成,而不能得其用,抑何可惜之甚也。

汪精卫确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热爱文学,尤其爱做旧诗词,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爱好。他和胡适、徐志摩、龙榆生等人都有交往,曾和胡适、徐志摩等人一起看潮,一起在西湖荡舟吃蟹。徐志摩日记中记着,1923年9月28日,在海宁吃中饭,汪精卫的酒量极好,一个人喝了大半瓶的白玫瑰。晚上在楼外楼吃螃蟹,汪精卫大外行。他们一路上谈诗,“精卫是做旧诗的,但他却不偏执,他说他狠知道新诗的好处,但他自己因为不曾感悟到新诗应有的新音节,所以不曾尝试。”(《徐志摩未刊日记》,159页)




也因他擅长旧诗词,把很多精力放在了这里,又能以激动人心的演讲方式在大众那里获得好感。所以,他在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青年学生当中,都有相当的有市场。这样一个做“烈士”出身的人,又不好官,在民国期间经常辞职、出洋,往来于中国与欧洲之间。但到了蒋介石掌权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蒋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不如他,他们都是“80后”,但1887年出生的蒋,比他年龄小,又不会写诗、写文章,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介武夫。他看得上的是胡汉民、宋教仁这些人。1927年后在中国崛起的却是蒋介石,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 暴力的传统,蒋介石手握枪杆子。在1927年以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也成了国民党内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他们经常分分合合,在最大的一次裂痕——中原大战中,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合汪精卫反对蒋介石,在北平设立了一个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政权,并在太原举行扩大会议,制订了一部宪法草案,这在当时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

1930年,在阎锡山的地盘——太原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宪法,在《汪政权开场与收场》一书的附录当中,有一篇汪精卫临终前口述的遗嘱。这份遗嘱要求二十年后才解密,很多人对这份遗嘱的真伪有争论。但通过这份遗嘱中的许多细节,我认为这份遗嘱真实可信。这份遗嘱可以成为破解汪精卫晚年政治选择的一把钥匙。汪精卫的遗嘱叫做《最后之心情》,这五个字是他亲笔所写。其中,他提到1930年,“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曾草文论之,言政局失败而宪法成功。余曾告冰如,此为雪中送炭。”从他1944年所写的遗嘱来看,他对张季鸾相当的尊重。虽然张季鸾1927年也曾尖锐批评过他,但他称张季鸾为“先生”,并且他很感谢张在1930年的太原扩大会议后,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政局失败而宪法成功”,对他给予了正面评价,所以他当时就对他的妻子陈璧君说,这是雪中送炭。到了晚年,他临终之前,又提到了这件事。相隔二十年,这份遗嘱才在香港披露。在这份遗嘱当中,不仅讲到了1930年扩大会议后的事情,这个细节其他人很难编出来的,因为别人不会如此留意这件事。1930年11月1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的社评,肯定了《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从理论言,此项草案实有许多优点”,“极合人权法理”,“比较任何国家现行宪法为周密”。

还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也可以证明《最后之心情》是真实的。他在遗嘱中说,在与日本人的谈判中,有一条“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及口号文字,皆再三斟酌”。意思是说,教科书决不编成迎合日本人的奴化政策的教科书,在教科书中,仍然要有关于岳飞、文天祥的课文,并照常诵读。这是汪精卫建立南京政权后坚持的立场,为此与当时日本方面的兴亚院还起过严重的冲突。我在无锡的一位收藏老课本的朋友那里,看到过汪伪政权时的国文教科书,我相信汪精卫所言都是实话,这是别人说不出来的,所以遗嘱的可信性也就越来越大了。


天亮了”,这是汪伪政府时代使用的《初小国语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第二课是小朋友说:“先生早。”先生说:“你们都早。”多么漂亮,多么纯粹干净。整个的小学课本设计也十分的缜密,都是讲天地万物、日月星辰、日常人生等,并没有什么皇军统治的痕迹。



我看了初中的国文教科书,我更相信汪精卫所言的真实性。《初中国文》第一册目录中,第一篇是巴金的作品,第二篇是鲁迅的作品,后面有两篇是冰心的作品,还有《岳飞之少年时代》、胡适的《我的母亲的教育》……选了大量并不为当时日本人所喜欢的作家、作品,比如许地山、冰心、胡适、朱自清、郑振铎、老舍,老舍还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我所看到的这本教科书是太原的一个学生1943年从太原的某个书店中买的,他在书的扉页记录了购书时间、地点。这是1941年发行的,初版于1939年的教科书。也就是说,汪伪统治时期一直在使用。《初中国文》第二册,有叶圣陶、冰心、蔡元培、胡适、鲁迅、巴金的作品。《初中国文》第五册有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和关于史可法的文章。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以抗金、抗元、抗清而名留青史,他们可以毫不忌讳地将这些人的文章或事迹编入课文。





看到文天祥和有关史可法的课文,我几乎完全相信了这份遗嘱的真实性。将老舍、胡适、叶圣陶、蔡元培这些态度非常明确的人的文章大量选到教科书中,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也就是不理会日本侵略的事实,而是按照正常的母语和人文教育规律来选择中国古代和当下的诗人、作家、学者的作品。

这套教科书是“维新政府”时期编的,汪精卫到南京后不满意,又重新加以修改。抗战胜利后,汪伪政府“教育部长”李圣五开庭受审时,就将“改编教材,实施奴化教育”作为罪状之一,法庭曾将“维新政府”的教科书与“南京政府”修订的教科书摆在一起,进行比照,最后判决书中确认汪政权的教科书,“并无涉有奴化教材之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册,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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