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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陶公 | 纪念陶大镛诞辰100周年

丹东民盟2021-02-21 14:22:50

纪念陶大镛诞辰100周年 



他是著名经济学家,是我国世界经济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他是著名的教育家,与其他学者一起发起设立教师节,发出教育不是商品,不能推向市场的疾呼;


他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积极为三峡工程的论证鼓与呼;


他就是陶大镛,一位亲眼见证了几个时代的变迁、与中国共产党共历风雨的民盟先辈。


在盟内,大家都亲切地尊称他为“陶公”。


今年是陶大镛诞辰100周年。民盟中央联合民盟北京市委召开了纪念座谈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会陆续推出相关纪念文章。谨以此向前辈学习,传承薪火,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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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授中的少壮派”



陶大镛1918年3月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商务印书馆排版工人家庭,在战乱与贫穷中度过童年,通过刻苦自学,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


  1942年,刚从中央大学毕业不久的陶大镛因战乱流落广东坪石镇,结识了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王亚南。因为相同的学术旨趣和深厚的理论功底,陶大镛被王亚南破格提拔为讲师,在中山大学讲授经济学。此后三年间,他先后任教于广西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四川大学,1945年即升任教授,人称“老教授里的少壮派”。未做助教直接担任讲师,27岁即任正教授,陶大镛创下的这项纪录一度传为佳话。


  1946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陶大镛赴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研修。“这次到国外去,要看看蜕变中的欧洲”,怀着这样的热情,两年多的旅欧岁月里,他一面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一面关注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经济改造,笔不停挥地撰写了《战后资本主义》《战后东欧的经济改造》《新民主国家论》《社会主义思想史》等著作,为即将解放的新中国选择经济道路提供了参考。而他最主要的学术贡献——世界经济研究,也在这一时期悄然滥觞。


  研究经济现象的世界性,这在当时的国际学界亦属前沿。陶大镛发现,西方学者多停留在现象分析层面,却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彻底撇开,甚至妄图“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现象作为人类经济的全体”。在经过大量观察和条分缕析之后,他立足于一般经济规律,摸索出一套独到的研究方法,从纷繁芜杂的表象中“拎”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规律和总动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版的《世界经济讲话》《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等大部头中,他满怀信心地宣告:“战后的世界经济,在激变中,也在改造中。这一个‘变’的历程,将把人类历史推向崭新的阶段去。”这两本著作是我国最早的世界经济专著,直接促成了这一新兴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因此,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首任会长钱俊瑞、著名经济学家杜厚文等都曾称陶大镛“是我国世界经济学科最早的开创者之一”。


  开创者的脚步永不停歇。此后的岁月里,他在此领域着力甚勤,先后发表了《论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等长文,汇集成洋洋五十余万言的《陶大镛文集·世界经济卷》,完成了《世界经济新格局研究》等重要课题。1980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成立之时,他被推举为副会长;他的研究方法与理念,一直影响至今。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早在读书时代,陶大镛胸中就燃烧着爱国救亡的火光。1939年,他在中央大学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团”,发起并领导地下党外围组织“中苏问题研究会”,还曾经邀请周恩来、邹韬奋、潘梓年等人为学生们作专场报告。在四川大学任教期间,他因与彭迪先、李相符教授一起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被害的进步学生而遭到当局迫害,成为当时著名的“三教授事件”主角即使在留英访学的三年里,他也心牵国家存亡,团结起一批留学进步人士,声援祖国的解放战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的喜讯传到英伦。陶大镛特意来到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以示告别与庆贺,然后,火速携眷回国。


执教香港达德学院商学系、主编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学术杂志《新建设》、兼任《光明日报》经济周刊主编……他把新鲜的学术空气带回了祖国,也在革命建设实践中愈发服膺真理。尽管之后的人生际遇几多起伏,他依然以超乎想象的坚韧挺了过来。他的耳畔似乎回响着马克思推崇的句子——“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坚强来自内心的信念,他曾多次对我们讲,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不会因为人生际遇而动摇,因为这是他披沙沥金寻得的真理。”陶大镛的弟子、北京师范大学赵春明教授说。


“陶先生如果听到我们歪曲或者贬损马克思主义,会非常生气。然而,他绝不反对学术探索,自己也身体之,力行之。他是一个坚定而不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让北京师范大学沈越教授说记忆犹新的是,改革开放之初,学界对于经济特区尚有误解与猜测。陶先生专程赴深圳作了为期几天的考察,之后,他开始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演说、提交论文,为深圳的效益和速度叫好,称经济特区是“符合发展潮流的一大创举”。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一个公认的“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到了创新的阵营里去,说明这种创新并非离经叛道。


“早春寒意消,园丁快育苗”


1957年,陶大镛在一次会议上发出呼吁:“早春寒意消,园丁快育苗”,而这句话正是他半生倾情教育事业的写照。


  此时的陶大镛,正在北师大进行着自己的“育苗事业”。1954年,北师大成立不久的政治教育系,急需一个学贯中西而又富有声望的学术带头人,留洋归来正活跃于经济学界的陶大镛自然成了不二人选。1979年,一副更重的担子落到了他肩上——北师大决定在政治教育系基础上组建政治经济学系、哲学系和马列主义研究所。陶大镛接受了筹建政治经济学系的任务,积极组建师资队伍,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很快就建起了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中第一个经济系,这对于我国师范院校学科建设的完善意义深远。


  对博士生严把质量关,决不批量化生产,这是陶大镛育人的一大特点。1981年,北师大第一批获准招收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陶大镛也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而他一生也只带了6位博士。


  胡松明是陶大镛的关门弟子,他对导师的严格体会至深。“因为健康的缘故,先生已经不能给我讲课了,但他坚持让我做读书笔记,每周带去医院见他。有一次他借给我两本英文原著让我啃下来,我看得很困难,灵机一动,偷偷跑到图书馆去看中文译本。一周后向先生汇报读书心得,我根据中译本谈了很久,先生立即提出质疑:你看得有这么快吗?是不是在看中文版本?我承认了,先生很生气:不读原著,何谈研究?二手文献怎么靠得住!我只好一字一句地重新攻读原著。这种‘痛苦’的训练过程,对我以后的文献阅读帮助很大。”


  严格的学术训练,使他培养的每位博士生都成了学术中坚。


  他曾和北师大多位教授联名提议设立教师节,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撰写长文,明确提出“科教兴国”要首先“国兴科教”反对将教育推向市场力主提高我国教育投入他参与制订《教师法》,为提高教师待遇和教师队伍质量建言献策;他长期关注农村基础教育,很早就提议对小学生免收学费,少收杂费……对陶大镛来说,关心教育不只是为了一批学生、一所学校,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气度和襟怀。这一点在陶大镛的身上表现得犹为突出。


三峡工程在激烈的争辩中上马,而陶大镛正是当年顶着压力带头提出质疑的人。在论证三峡工程的汇报会上,他大声疾呼:对于像三峡水库这样举世无双的超级工程,要全面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的统一,宁可把各种各样的困难估计得多一些,把问题看得严重一些,万万不可强迫命令,以免愧对子孙后代,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


他在《群言》杂志倾力组织的三峡工程论证系列文章,作者的权威性,所论及问题的深刻程度,观点之鲜明,态度之坦诚,情之深,意之切,视角和专业领域不同的多家之言,据理力争,为工程的决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开启了科学论证的先河。百年工程,千秋功业,任后世评说,也当有他涓滴之功。


晚年的陶大镛长年卧床不起,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喉管切开术使他只能依靠人工喉艰难发声,身体虽被束缚在医院不足十平方米的空间里,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从未被束缚。


每当原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去看望他,病榻上的他问起的第一句话都是“三峡怎么样了?我们提的那些问题都解决了吗?”张梅颖一句一句地告诉他,她几乎每年都要去三峡考察,水库建成后,基本实现了他提及的诸如防洪和溃决、发电、航运等方面的设计目标,他特别关注的移民、生态环境等问题仍在探索解决中,总体形势平稳,处在可控范围内。他闻言就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不仅在三峡问题上慷慨陈词,在政治和学术上他也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总是实事求是,独立地对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在各种政治协商的场合,他能够与中共肝胆相照,直抒己见,知无不言,尽到诤友的责任。


2010年4月18日,陶大镛走完他的一生。治丧委员会发布的讣告中如是评价他的一生:陶大镛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开拓奋进的一生,是令人敬仰的一生。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在长达7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他始终不渝地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笔耕不辍,著书立说,为我国的经济科学研究事业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和才华;陶大镛先生终生热爱教育事业,教书育人,直抒己见,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陶大镛先生虽历经坎坷,但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心系祖国,竭力维护祖国统一,忠心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建言献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根据以下文章整理:

张梅颖:《抚今追昔忆陶公》

向小园:《陶大镛:勤力端方写人生》

赵春明:《陶大镛先生生平》

叶稚珊:《一叶识陶公》

郑伟:《陶大镛先生的故事》

文章来源均为《哲人虽逝 清风长存——陶大镛先生纪念文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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