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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小蒋”

针砭与弘扬2020-07-16 14: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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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从“独夫”到伟人的嬗变

 1935年,身在苏联的蒋经国发表了给母亲毛氏的公开信,信中说:“您的儿子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有人说,这封信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留下了一个沈从文《边城》式的悬念: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如果我们追溯蒋经国在台湾的经历,会发现,蒋经国确实曾经落到了“那个笨蛋的手中”,所以,制造了白色恐怖,甚至远在美国的作家江南也因他而死,不过,他最终还是“离家出走”,作了对父亲的最后一次背离。对此,一些学者评价说,他完成了从“独夫”到伟人的转变。

  亲民的独裁总统

  1979年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向台湾当局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遭到拒绝。《美丽岛》杂志决定不理会台湾当局的态度,按原计划照常举行集会游行,并准备了一些木棍,以应付可能进行的镇压。12月10日,集会如期举行,与会3000多名群众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随后,集会群众和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运动被镇压下去,双方共200余人受伤,152名参与者以“涉嫌判乱罪”被投入监牢。这就是台湾著名的“《美丽岛》事件”。

  “特务头子”执政的台湾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有它的原因。

  50年代的台湾社会动荡不安,官场也舞弊成风,地方官员对于中央的决定阴奉阳违,而且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只看上级脸色,不管民间疾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蒋氏父子想到了民主。  


蒋经国推崇的是“封闭‘中央’,开放地方”的政策,在蒋介石父子独掌最高权力的时候,却允许基层进行民主选举,地方的民主政治框架逐渐形成,地方官只对上级负责而不管人民死活的恶政得到缓解。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政治,正是在这一框架内发展着,并逐渐有突破的趋势。“《美丽岛》事件”就是台湾人民要求突破原有框架的尝试和体现。

  正如托克维尔所分析的,革命往往不在压迫最严厉的地方发生,而在人们的民主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发生,了解到基层民主意义的台湾人也逐渐意识到宪政权利如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意义。

  幸运的是,独裁者蒋经国并不是彻头彻尾的“独夫”,他有个亲美的父亲,对美国的民主政体很熟悉,本人又有共产党的作风,注重亲民,据李敖在《论定蒋经国》一文中的统计,蒋经国从1978年到1981年的四年间,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发生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前去慰问。

  所以,蒋经国很了解民主对下层老百姓的意义,知道民主是对抗地方暴政的有力武器。在“《美丽岛》事件”的处理上,蒋经国一方常态,没有对这些民主人士大开杀戒,而是要求法院“不得判任何人死刑”。

  到1981年的时候,蒋经国已经有了他的相辅相成的四点新理念:民主化,包括全面选举;台湾化,本省人必将全面逐步出任要职;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和大陆发展工作关系。

  蒋经国在有生之年,就这样鲜明地结束了对民主“辣手摧花”的生涯,开启了另一片民主的空间。而这一切,还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江南案”的爆发。

       


  “江南案”的转折

  江南(原名刘宜良)曾是《台湾日报》记者,后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来到美国,并加入美籍。在美国期间,江南撰写了《蒋经国传》,并在洛杉矶《论坛报》连载,书中透露了蒋家的不少“秘辛”,令蒋经国恼羞成怒。据李敖为《蒋经国传》的序言所说,他曾劝江南注意安全,而江南认为身在美国,且为美国公民,会得到切实的保护。不过,最终还是在1984年10月15日,遭枪杀身亡,当时,江南身处旧金山。

  江南案震惊海内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查出了暗杀江南的三个凶手。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向新闻界披露,有台湾情治人员介入江南命案,而且还和蒋孝武有紧密关联。一时间,蒋经国和台湾当局立即陷入了全世界正义舆论的声讨之中,在国际上名声扫地,更加孤立。

  事发后,蒋经国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和镇定,他立即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要求“彻查此案”。1985年1月13日,由“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介入“江南命案”。舆论的风头也一时由之改变,由谴责蒋经国,改为要求他彻查此案,惩办凶手。

  最终,蒋孝武还是难逃干系,在这次风波中彻底失去了政治生命。当社会舆论发现并没有证据蒋经国和江南被杀有直接关联的时候,蒋孝武受到了更强烈的谴责。无奈之下,蒋经国只得流放蒋孝武到新加坡任“商务代表”,从此淡出政坛。

  同时,江南案也彻底摧毁蒋经国长期以来对情报机关及秘密行动的信念。不久,蒋经国对情治系统作了一次更大的改革,情报部门只从事情报搜集、分析及反情报工作,不搞秘密行动。并下令以后在台湾要逮捕重要的反对派人士及查封刊物,一定检具事实,由他亲自批可。

  1986年9月初,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解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9月28日,“民进党”在台北“圆山饭店”成立,情治部门负责人迅速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不过,蒋经国没有批准,他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这个时候,他已经决定放开手脚,让民主发展起来。

  据马英九在纪念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文章中回忆:“当年(1987年)的12月25日,经国先生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大会,当时民进党籍‘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鼓噪,经国先生不以为意,先向代表们简短致意,然后由‘国大’何宜武秘书长在喧哗声中宣读‘总统’讲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经国先生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当时经国先生的表情和现场情境,让英九留下永难忘怀的印象。”

        

  蒋家王朝的终结

  蒋经国尽管曾经把民主化当成台湾改革的四大理念之首,不过,他还是希望培养自己的次子蒋孝武为接班人,“江南案”打破了他的部署,据说,此后他一见蒋孝武就会摔东西,大骂他是“蠢货”——正是江南案终结了蒋经国传位于子的美梦。

  一些小道消息说,蒋经国也曾经考虑过让弟弟接替自己位置,不过,当蒋纬国了解到哥哥的意向后,只是沉痛地说,“晚了,什么班底都没有,怎么接?”

  兄弟之间的聊天怎么流传出来的,真实与否,都已经难以判断,可以肯定的是,蒋经国看到了更远的未来,他认为,与其让自己指定一个接班人,不如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自己的领导人。

  1985年8月16日,就在“江南命案”处理完之后,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自己的任内突然死亡。据说,蒋经国去世的时候,成千上万人在街头列队致哀,岛上鲜花贩卖一空。

  遗憾的是,蒋经国在任内死亡,没有让台湾人选出自己的总统,出任总统的是副总统李登辉。蒋经国选李登辉为副手,原以为他会在本土派与大陆派之间能取得平衡,谁知李登辉为了加强自己权力,激化了二者的矛盾,以致本土化与大陆政策两项方针,由相成转而为相克。

  幸运的是,蒋经国让自己做了最后一个独裁者,台湾的人民多少多了些自由言说和监督政府的权利,民主的路很远,却已经开始了。所以,张学良赞叹:“蒋经国这个人好厉害……到台湾后,要不是蒋经国,蒋介石就没有了。”

  蒋经国曾说:“最近我看到历史上有一位成功的伟人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到底做错了什麽事情?为什麽人们赞扬我?’这一句话有著深刻的意义,不错,时常被别人赞扬,歌功颂德,并不就是你的成功。”当一个独裁者受到所有人的赞叹的时候,能够自己看出问题,看出自己做错了什么,并勇敢地进行改正时,他就是伟大的。

  蒋经国用自己的权力终结了自己家族的统治,也用自己的独裁权力推行了民主。用独裁的权力推行民主?是的,这是一个悖论,悖论之后的推动因,是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宽广的胸怀。 

蒋经国的伟大你知道吗

多余的话


没有期盼明君的意思,蒋经国并不是我们理解意义上的那个“明君”。“明君”只是看起来给老百姓做了好事,在实质上不会给生活、社会和制度带来任何向好的变化。蒋经国不是这样,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让台湾开始了质的变化。


然而,蒋经国又是那样可遇不可求。蒋经国之所以成为蒋经国,是跟他一生的特殊经历和他的思考紧密相关,是跟民众和在野力量的崛起与逼迫相关,是跟中华民国的历史渊源和对三民主义的矢志追求相关。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


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天后,蒋经国病逝。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但历史变革仍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


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台湾的民主改革,是蒋经国生前伟大的政治举措,在改革之前,他不畏惧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也不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导致天下大乱,乃至不担心国民党丢掉政权。若不是有伟人的心胸气魄、谁敢冒此政治风险? 

当国民党内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


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权在握、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家人不保;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

按说,蒋经国是靠父亲才一步一步走上权力顶峰,并非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创业之君”。在二十世纪蒋家还搞过“世袭制”,蒋经国能做个“守成庸主”就不错了,离“历史伟人”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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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蒋经国离世十几年之后,他却成了海峡两岸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历史伟人”。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说,“15年来,在 ‘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也显示,蒋经国在去世十几年后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

蒋经国的一生,历经风雨坎坷,在俄国14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过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蒋经国在俄国集体农场耕过田,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斯大林还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经常吃不饱,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蒋经国在俄国曾经身无分文,还讨过饭。有一回,蒋经国发觉一家餐馆后面的水沟里,漂着一层油水,他饿得头晕,想办法把这水沟里的油水刮起来,用一只罐子装好,再找东西来烧,就吃煮热的“油水”填肚子。天降大雪,夜里冷得出奇,蒋经国找到一个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间挖个洞,蹲缩在桶里,度过漫漫寒夜。


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30多年后,当老蒋把国民党的大权交给他后,他一身素色夹克外套、鸭舌便帽、旧长裤、布鞋的装扮,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亚、当工人、当农夫的形象,似有前后辉映、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一代伟人,蒋经国的伟大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清廉:蒋经国的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击贪腐,四是整饰政风。1944年8月1日他离开县长任上(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职务)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 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到台湾后,他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到小饭馆买个盒饭 就吃;带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蒋经国不许家人包括夫人与孩子,从事任何经商活动;他的夫人从不干政,更不帮助任何人说情收取好处,其低调、朴素到令人同情的程度;蒋经国去世后,蒋夫人靠政府补发的20个月俸额为生,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回答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自1937年离开俄 国后蒋方良再也没有回到那片生养她的土地。

蒋经国任“行政院长”,第一次主持“行政院会”就通过公务员10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被视为不近人情;情治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均为蒋宠信,一次蒋出其不意到周、叶家中做客,发现居家摆设奢华,门前车水马龙,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以肃官腐;严惩亲表弟时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王正谊;不畏立、监委庞大的政治影响力,把十多位监委、立委移送法办。


由于蒋经国的清廉与严惩贪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人贪腐,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清廉使蒋经国获得了巨大的道德威望,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具有了绝对的道义权威与一言九鼎的独尊地位,当党内部分大老害怕民主引发混乱时,他一锤定音解除“戒严”施行民主,因为他及他的家人不怕民主后被人民清算,也不怕国民党在民主后被人民清算。


为政:蒋经国为政是全心为民呕心沥血,为政方式是深入民众从无官僚。在江西赣南,他推行新政,一身布衣下乡,打击烟、赌、娼成效显著;在上海整顿金融敢于碰硬(抓了孔祥熙的儿子,被老子干预下放了,无奈发表申明向百姓谢罪),最终与孔宋权贵结怨;到台湾当政后一直重视物价,每天必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物价;李国鼎 (财政部长)以一句“政府施政应图利人民”而打动蒋经国,一生不喜欢李但仍充分授权,使李为台湾经济作出杰出贡献。

有一年石油价格上涨,行政院长俞国华将石油价格上调两元,蒋经国看电视报道后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 力主不能调回。蒋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信任的问题!”


亲民:在赣南,蒋经国经常短衣草履,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民众任意交谈;当时有人统计,蒋经国上任专员的第一年,在赣南11个县转了三圈,甚至能够说出辖区内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名称;在赣南期间,平均每年下乡200次;1950年代初,在台湾带领退伍士兵筑路,渴了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吃,在架在绝壁的竹梯上爬上爬下;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考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挨家挨户慰问;到煤矿参观,接受矿上保卫人员搜身;晚年因经常下乡探访民情,回台北后告诉侍从人员“腿疾日趋严重,脚像针刺一样”,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蒋说:“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以后不要再讲了!”

蒋经国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永远低调、朴素,永远吃穿随意。国民党能够在民主化之后没有被人民抛弃,就在于国民党享有了蒋经国为民、亲民累积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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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1970 年4月24日,蒋经国访问美国,遭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刺杀未遂,事后蒋经国不仅未见任何恼怒,反而要求与刺客见面,并建议美国放了刺客;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警方秉持蒋经国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47人,群众仅有40多人受伤,对峙中还是警方先退场。事后,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蒋经国亲自主导处理,无一人判死刑,仅施明德1人被判无期,其他均判14年以下有期徒刑;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时,情治部门呈上名单抓人,蒋经国未批且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民主就是妥协,妥协需要胸怀,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还体现在反对派的应对上。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的社会失控,民主变革的平静、理性世所罕见。


政绩:蒋经国实际主持台湾工作近20年,在这20年里,台湾的经济以难以想象的水平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52-1959年为 6.9%,1960-1969达到10%,1971-1980年达到9.4%,1981-1990年达到8.1%,从1951-1989年3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5倍;人平均所得,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从136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已达7518 美元,从1951-1989年3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多;失业率长期在2%左右;更令人称道的是,在经济如此快速发展过程中,台湾的贫富差距却并没有迅速扩大,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更是经济迅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扩大控制在最小范畴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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