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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李美皆:2015年《民族文学》综述(一)

民族文学2019-02-05 22:01:47

 

2015年《民族文学》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五大类:少数民族的民生、生态、民风、文化;少数民族的爱和女性;感伤乡村;城乡之间;人性与现实。

 

一  少数民族的民生、生态、民风、文化

 

存文学(哈尼族)的《独龙江的麦子》是一篇反映独龙族自然环境与民风、生存的佳作。

如果不是存文学跋山涉水深入独龙族生存的腹地进行田野调查,我们根本无从了解在目力之外的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兄弟还存在这般原始的苦况。当阿布秀母女把被盖拿出来给客人用之后,她们自己就没的用了。寨子里除了开小卖铺的白建珍,其他人都是在前几年办身份证时照过相之后就再也没有照过了。没有电,看不了电视,也没有通讯机站,通不了电话,他们和外面的世界是隔绝的,现代文明的阳光尚未照临这里。这几乎是一个不生文字的地方,小卖铺里酒瓶的标签都是倒贴的,酒瓶之间却塞了些破旧的《怒江报》和《云南日报》。在一个连文字都稀奇的地方,报纸的出现显得何等陌异!独龙江人奢望着麦子却实际连大米都吃不上的苦况,令人震撼和心痛!这心痛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从未停息过,这是作家的良心。这苦况,还让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不再感觉那么理所当然,令我们内心产生托尔斯泰式的不安。

虽然苦,他们都是重情重义之人,阿布秀的舅舅因为没能对她的弟弟施救,觉得对不起阿布秀一家,就用艾蒿秆戳瞎了自己的一只眼睛。然而,良好的民风并不必然与富足的生活相匹配。作家和我们一样,想到的都是:如何着手改善?所以,就有了外来的白族老师李苍山。他学会了独龙语,用双语教学生,从一年级教起,使他们能够用流利的汉语对话,这是通往外面世界的桥梁。教育在《独龙江的麦子》中是作为改变落后状况的灵丹妙药出现的,觉乃·云才让(藏族)的《披着袈裟的牛角》却相反:二哥到附近的乡中心小学去上学了,用阿妈的话说,二哥去上学就是为了免遭乡政府的罚款,等风头过了要回家讨媳妇。“我”是家里唯一的出家候选人,但二哥因为有了意中人不能遂愿而选择了出家,不愿去读书的“我”只能去读书了。阿爸说,“若没有人去读书,肯定要罚款,现在你只好代替二哥上学了!”教育在《披着袈裟的牛角》中是以这样的面目出现的——“我”因为必须去读书而忧伤。作者用含蓄隐忍的看似默许实则启蒙的态度,令我们为这种“忧伤”而难过。

在寂寞得发慌的独龙江,李苍山凭着责任感和信念坚守下来,与山野精灵阿布秀相爱。在他们结婚前,李苍山写信告诉两位作家:寨子里已经通了电,独龙江上架了一道水泥桥,公路从乡政府一直可以到寨子。

《独龙江的麦子》也许多少有点变形、夸张,然而仍不失为边远少数民族生存的一个缩影。小说虽反映“民生多艰”,却也不失美好和希望。独龙族人是那么令人心酸地欢迎着资本入侵。可是,资本一入侵,家园也许就不复从前了。

程向军(鄂伦春族)的《墩王》就写到工队在森林里肆意采伐,老墩王建议改变一下生产方式,一半时间采伐一半时间种木耳,队长坚决不同意。他说,大兴安岭的木材是采不完的,不采伐去种木耳,天大的笑话。因为伐木比种木耳来钱快。这样杀鸡取卵式的攫取,必将招致大自然的报复,即便暂时有了钱改善生活,也无异于饮鸩止渴。但是,一切贪婪都是短视的,生态问题如果不能带来现报,即遭无视。

阿布都热合曼·艾则孜(柯尔克孜族)的《胡杨老人》写耕地向胡杨林推进,胡杨林日渐萎缩,胡杨老人无偿巡查,就像爱惜女儿、妻子的头发一样爱惜这片胡杨林,可是,胡杨树枝条在枯萎,而他自己年迈体衰,力不从心,没有人接续他管护、关心胡杨林,他因此心情沉重。最后,胡杨老人也被偷入胡杨林倒垃圾的拖拉机碾死了。谁来关心胡杨林呢?

无论西南、东北还是西北,少数民族作家都在关注和焦虑着本民族本地域的生态问题。其实,这也不是哪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问题,各民族作家都在自觉分忧,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如果资本入侵,独龙江人本分古朴的民风还能保持吗?光盘(瑶族)的《跳盘王》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沱巴瑶族乡乡长邓正卫想用盘王节来招商引资,把跳盘王作为一个旅游表演项目来吸引外地游客,可是,按照瑶族的文化传统,跳盘王是严肃的宗族活动,不是用来表演的,所以,总师公坚决拒绝在盘王节上表演跳盘王。邓正卫最终请来一些县文工团的演员装扮“师公”,虽然这是对瑶族跳盘王庄重仪式的歪曲,但盘王节到底表演了跳盘王。

《跳盘王》所描绘的正是民族文化旅游中比比皆是的现象。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也是当下少数民族面临的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文化横扫中国,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生命力更有坚守的价值和必要性。

市场观念的入侵对于民风的破坏,嘎玛丹增(藏族)的散文《加达村:最后的从前》中有直白的表达:几年前,我去过念青唐古拉山下的纳木措,对当地民众利用自然景观资源胡乱收费的情形深痛恶绝。有人把牛头羊首放在观景的地方,相机里一旦出现它们的面孔,对不起,请留下照相钱。甚或,你不经意间拍下了躺在路边睡觉的狗、站立的马,统统都会有人过来找你收费。这样的情形,让所有游客感到了寒冷。现代文明对原生文化的强迫和速毁,完全和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很多事实都证明过,颠覆和改变传统 ,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表面上看,现代文明的进入,使得许多穷乡僻壤发展了进步,处处油光粉面。事实上,我们或许正在欢欣鼓舞地伤害自己。

现代生活的挤压,日渐使传统的仪式失去庄严的意义。阿郎(藏族)的小说《花夜》中写,“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风俗。十八九岁的青年男女,在春耕、看花节、莫郎节这样的节日或者谁的婚礼上狂一狂,中意的男女青年在杉树林后的草地上滚一滚,自然得就像春天花会开,秋天会结果一样。运动开始后,工作组对这些据说是落后的习俗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寨子里的年轻人像霜打了一样,变得蔫不拉几,没有了一点精神。连老年人都觉得缺少了些什么,感到这生活一下子变得紧绷绷的,寡淡无味了。”“运动”指“文革”, 嘉绒藏族有生命力有意味的传统文化,首先受到政治的冲击而式微。夏玛一直为自己未能拥有一个美好的花夜而遗憾,但当这个遗憾终于可以在女儿身上得到补偿时,“她觉得这个花夜变成了一个简单的程序,变成了那些年轻人盛大狂欢的游戏。女儿的这个花夜,没有了嘉绒藏族独有的韵味和禁忌,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神秘和庄重。变得没有丝毫吸引力,没有一点儿意思了。”市场经济加速了传统文化的失重,正如贺继新(裕固族)在《故乡在长满老茧的手心上变样》一诗中所写的:“故乡在长满老茧的手心上变样他们的生活节奏构成了网上旅游的商标。”

肖龙(蒙古族)的《英雄》则反映了生态与原生文化的双重丧失。黄老板征地建高尔夫球场,倔强的老猎人巴特尔不同意搬迁,他说:“这是我的家。我祖祖辈辈住在这里!谁也别想把我撵走!”倔强的结果是家破人亡。黄老板交给希日布一个任务,看住巴特尔,别让市里来视察的领导看见他。没想到,视察的市长看见了巴特尔和他的石头房子,灵机一动:猎人——猎狗——石头房子,“好!这创意好!搞经济就要多动动脑筋。你们想想看,游客在现代的游乐场玩累了,再沉下心来去体验下远古生活,那该是什么样的心情!”黄老板转而说,“这老家伙将来可是咱们的个宝。不但不撵他走,还得要让他吃好喝好,好好活着……”巴特尔却死了,黄老板要给希日布一个肥差——穿上巴特尔的登山靴扮演老猎户,希日布拒绝了。这是把原生文化变成表演,把生存本身变成旅游产品的又一典型例证。

文化丧失之前,首先丧失的是生态。当年,希日布用扛粮食袋子的肩膀把庆格尔泰扛进槐树林里,柔软的草地迎接他们,槐树林是他们实际意义的洞房。可是现在,这里已成了垃圾坟场。庆格尔泰也变成了一个时常迷狂的人,清醒时候把糊涂时候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糊涂时候又把清醒时候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在两个层面上活着,两个层面都是单纯完整的人。丧失了原乡的庆格尔泰,是在此岸与彼岸之间寻找停靠点,可是她找不到,于是只能在两者之间迷失和穿梭。

资本也许可以改善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但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态一旦推向市场,即将面临变质。以传统文化为体,以市场经济为用,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是,真正付诸实践,市场经济又很容易使人丧失理性。市场经济是双刃剑,享受其正面的同时,难以掌控其负面,一些自古恪守的传统价值容易被践踏松动。如何在保护原生文化和生态的前提下提升民生,这是少数民族作家们积极思考的一个问题。

嘎玛丹增(藏族)的散文《加达村:最后的从前》是为原生文明寻求现代出路的更直接的理性思考。“我在加达村走访,受托于一家旅游开发商,作前期旅游规划踏勘。这个地方,很快就会以千年古盐田为背景,打造西藏东缘第一个人文景区。”“晒盐的劳动当然要持续,这是加达村成就旅游目的地的看点。只是原来光照风吹作用下出生的盐巴,不再是生活方式的原形,要变成手工制盐传统的表演,供游人参观。世界上的事物,一旦成为表演,就会让人疲倦。”“我有点担心,自己正在做的一切,会像不明身份的瘟疫一样,迅速祸乱原在的平静秩序……历史的车轮无法阻挡。旅游业的开发,无疑会给加达村带去很多想象空间和利益机会。人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也将得以改善……现代文明的进入,虽然事实上并没有我们期待的那样美好,但可以发展一方经济,带动民众致富,让偏远地区的同胞和我们一样,享受安逸先进的现代生活。”嘎玛丹增并未“因对从前的留恋,而对现代性采取一票否决的方式”, 他很负责任地为现代与传统的融合找到了一个成功的先例:“当年法国传教士带来的葡萄种植和酿酒工艺,被当地的藏族人和纳西族人欣然接纳,并传续了下来。坚守传统,不是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有选择地融汇先进的科技文明,在自我怀疑中完成超越,而不是两种文明在撞击中同归于尽。由此一来,根源文化得以存续和发展就有了更多可能,也是不同文明得以守身如玉的必然出路。”这样的献计献策即便不能绝对生效,至少也让人看到希望,给人安慰,值得赞许。

……

刊于《民族文学》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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