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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喝农药自杀:我们都是当事人

姬大大Midas2020-11-20 16:54:09

(一)

中午吃饭的时候,朋友在朋友圈发来信息,一张孩子的遗书和孩子自己用手机自拍的遗言。朋友附言,四年级的小学生,咱本地的,别转发。本来午饭之后生物钟一样的睡意突然全无。


遗书看起来像是写给父母的,除了向父母亲人们道别之外,要点有三个:第一,父母虽然“天天打我骂我”,但“我”并不怨恨父母,而是“特别开心”;第二,“我”有两个“敌人”。看名字应该为平时相处不是很融洽的同学或者是其他同龄孩子;第三,老师没有让“我”考试,“我”活在世上也没有什么意思了。这三个要点,还可以继续简化为“父母”、“同学(或朋友)”、老师。

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或者是一个成年人的自杀,原因从来就不会那么简单,遗书中列出的几点也未必就是其自杀的全部甚至是主要原因,“重要原因”应该算作一个比较靠谱的词语。

在心理学界关于青少年自杀情况分析中,“青少年学生自杀大多属于冲动型,而较少理智型”这一观点基本已经得到公认。

“冲动型自杀,也叫情绪型自杀,它由爆发性的激情引起,是个体在明显的偶然事件引起的愤怒、悔恨、内疚、羞愧等情绪失控状态下发生的冲动行为。这种自杀的进程比较快,发展期短,具有突发性。”

而理智型自杀则是个体通过长期的体验和评价,进行了充分的推理和判断之后,逐渐萌发自杀意念,并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自杀准备而采取的自杀行为。这种类型的自杀进程比较缓慢,发展期较长,在自杀发展进程中有比较复杂的心理表现。

生命的可贵程度人人都懂得,所有的自杀都来源于众多的因素长期累积,或亲子关系的疏远,或感情孤独的痛苦,或前途不可预测的烦恼,或自我价值在过高父母老师期望前的消解,或本身的个性脆弱等等。这诸多因素,既有内外因之分,也有压力来源类型的不同。哲学上讲,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就冲动型自杀来讲,我相信,其自杀前一刻,一定是有一颗“稻草”被突然压垮。

可以想见,这个鲜活生命的诞生、成长,最开始的时候一定有一棵坚强有力的“大树”,支撑起这个生命体对未来生活的所有快乐与好奇的渴望。然后,诸多因素随时空流逝纷至沓来,慢慢蚕食这棵大树,大树逐渐干枯、瘦弱,进而变成一把稻草,一颗稻草。生命体在此时此刻所有对未来生活快乐与好奇的渴望全靠这颗稻草维系。忽然有一天,一个偶然的因素,一次在他人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正正好好砸在这颗稻草上,辛苦维系生命存在的稻草轰然崩塌。

多少人痛苦一生,活着的重要原因就是尚有一丝可以支撑下来的理由。尽管是一丝,但仍可承受一个痛苦生命一辈子的重压。

但,把罪责全部或主要落在这个砸倒稻草的因素上,不公平,也不人道。

(二)

前年因事回老家,正巧碰到堂哥家的孩子在家玩耍。我非常惊讶,顺便问我大娘,孩子今天怎么没上学,大娘微微叹气,“成绩不好,期中考试老师没让考。”

堂哥两口子全在外面做生意,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跟在身边,老大老二都放在家里跟随爷爷奶奶。二老没多少文化,平时农忙之余能照顾好孩子们的吃穿已经是非常不容易,在教育上,确实也没有多少办法。这个没多少办法,尤其体现在老大进入青春期上了初中以后。老大初一升初二的时候,厌学情况一度非常严重,大爷打电话给我让我回老家帮着做思想工作,也没起什么作用。我给堂哥打电话,回家一趟吧,我说一万句,不如你爷俩见一面。堂哥匆忙回家,父女见面之后,老大很快便欢天喜地回到教室,虽然成绩还不是那么理想,但一年过去还能继续呆在教室里,也算非常不容易。

家庭教育,尤其是原生家庭的教育,对孩子的心理、感情的影响,绝非其它可以替代。这种教育缺失造成的影响,更是直接鲜活地反映在老二身上。

成绩暂且不提,每次回老家,总能看到老二一个人在门口闲逛,要么就是坐在门口的石墩上,鼻涕出溜出溜地往下掉,衣服上沾着成块成块的脏污,冬天的时候,更是满手冻疮,让人心疼。和他问两句话,要么低头不语,要么悄然跑开。爷爷奶奶对孩子的成绩尚且关注不上,更不用谈及对孩子的自信、阳光等心理或情绪的管理。

去年过年时候,我跟堂哥讲,抓紧把孩子带走吧。年后,堂哥把老二带到身边,不久,朋友圈里也慢慢开始出现堂哥的晒娃视频。

其实,我理解堂哥的难处,既要挣钱养家,又要照顾好孩子,精力实在有限。在农村,堂哥的难处,也绝非个例。不过,这种挣钱养家和照顾孩子中间的矛盾鸿沟,一定没有当事人想象中那么大,也肯定没有置身事外的人想象中那么小。

(三)

堂哥这样的情况其实早就已经进入国家社会的关注范围,比如“留守儿童”概念的出现,以及接下来的策略研究,甚至是各类所谓的实践等已经开展了近二十年,但对这类问题的最后实质性解决,成果也实在寥寥。

必须承认,学校开展再多的工作,顶多也就算作是学校教育的加强,但这个加强,永远也不能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让孩子回到家长身边”,“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原生家庭教育”或许才应该是这项工作的最重要着力点。

(四)

不让学生参加考试,也算得上某些学校某些老师的重要发明。

每到期中期末考试,因为涉及到学校、老师在全县或者全镇乃至全校的排名,进而涉及最后绩效工资的发放、评优评先的积分等等,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有些学校或者有些老师便在应对策略的选择上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考核全班或全校参考人数的平均分。好办,我把成绩差的几个学生去掉,不让考,并且美其名曰,学生生病家长请假不能考。

如果对某校某班进行抽考,按抽考成绩的平均分考核。好办,我先去掉一些成绩差的学生,再按照学生各科情况按列重新排好。

如果县里或镇里派专人进行随机抽考。好办,我只要知道抽考时间,我还是去掉一些成绩差的,然后按照事先安排重新排座,并对学生进行“考前训练”:“同学们,考试的时候回头借个橡皮、上个厕所啥的监考老师应该不会禁止吧。”

有一次,我问村里的小孩子,这次考得咋样?孩子曰,老师都把有些答案给我们念了。我听后一愣,这位老师在监考老师的注视下,到底是怎样办到的?

方法的推陈出新,真的是在不断挑战人的想象极限,也在不断突破教育事业的底线。

前一段时间的新闻报道,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潘懋元从15岁开始教书,时至今日,97岁的他依然躬耕在教书育人的第一线;浙江财经大学教师刘晓芬,从教35年来一直坚持手写板书授课……有人问,是什么支撑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答案有人说是热爱,是责任心。中国教育报1113日刊登杨国营署名文章《无敬畏之心何以言教育》,他的答案振聋发聩。他开篇写到:“真正支撑他们的动力之源,是对教育的敬畏之心。有了敬畏之心,才不会因时间漫长而倦怠,不会因外界诱惑而动摇。”我觉得还得加上:“有了敬畏之心,才不会因名利而动,不断突破教育事业的底线。

(五)

其实,有些人也有怨言:如果上面不考核,我还会这样做吗?

这种抱怨,其实也像极一些“应试教育原罪说”的提法:如果没有应试教育,我怎么会这么看重成绩,如果不这么看重成绩,我怎么会作出这样的事情来。(对已经占领道德高地的“反对应试教育者”来说,任何关于教育的风吹草动都会把最后的归因落在应试教育的坑里,此处暂且不提。)

这样的类比在其它行业好像也很适用。在刑庭做法官的同学曾经讲过一个偷盗者的故事,这名惯偷屡抓屡放,放出去之后很快又被抓回。小偷言:我出去之后啥也不会,不偷,我能干啥?言下之意是,现在钱这么难挣,不偷,还有更好的活法吗?活法当然有,不过小偷的逻辑是,还是这个来钱方便,给别人打工,太累不说,关键是不如飞檐走壁自由啊。小偷如此,流氓、强盗的逻辑也基本如此。

每年,市县都会对管辖地的所有中小学的教育情况进行一个考核,考核分成多块,教育教学、安全保卫、招生考试等等,但在这诸多考核项目中,成绩无疑是最重要也是所占比重最大的一块。考核无可厚非,没有考核评价就不会有真正的管理质量。不过,教育这块净(静)土,有时候就得刮掉一些急功近利的泡沫和浮云,阳光才能更均匀健康地洒在操场上和书桌上。

(六)

校长行政会上经常讲班子队伍团结的重要性,并举例说明,逢大事的时候,不管你直接负责还是间接负责甚至是不负责,咱都上前靠一靠,即使用不到你,但处理事情的人一看有咱的人在跟前,心理也就会更踏实一点。总之一句话,遇到事情:咱都主动上前一步。

一个鲜活生命的消逝,原因肯定多种多样,把罪因的天平倾斜于哪一个种都不公平,但话说回来,这些诸多因素,父母、学校、老师、社会、政府,或者是我们每个人,如果都主动往前靠一靠,都对孩子的成长付出哪怕一点一滴的真心,这个孩子,都不会走到这一步。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是当事人。

愿逝者安息,原天堂能如你所愿,都是一派幸福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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