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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美术】陈平|东方的意象 西方的反响 ——18世纪钱伯斯东方园林理论及其批评反应(3)

亚洲美术2019-01-10 15:38:26




(原载《美术研究》2016年04期,全文一万两千余字,在此分4期连载。)


陈平: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布伦海姆风景园


肯特和布朗的景观设计,其特色是营造大片的草地、人工湖和沿山地弯曲环绕的步道,其中点缀着古典式的小神庙。与意大利与法国的“规整式园林”相比,这种早期如画式的确有了突破。但是在钱伯斯眼中这是远远不够的。他认为,布朗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又没有良好的趣味,以至于设计的园林错误百出。而最主要错误便是大面积砍伐森林以营造草地,使景观呈现出空旷、一览无遗的视觉效果。如果听任这些贵族和园林师的“破坏嗜好”发展下去,就会造成英国景观极大的破坏,其后果可以说是耸人听闻!显然钱伯斯是运用了文学的修辞手法进行夸张,以引起争议和人们的注意。

查兹沃斯庄园


在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是,钱伯斯特别强调了布朗对东方造园术一窍不通,由此可知在他的心目中,中国便是造园术的代名词。异国他乡的文明为他的园林批评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点,以便将英国园林的短处揭示出来。他在此书的末尾又回到了这一主题:


在那里(英格兰),将蜿蜒的步道缠绕起来,挖掘洞穴和弯曲的壕沟,并用泥土堆起鼹鼠丘,四下里散布着灌木丛,不断改变着草坪、小树林和灌木丛的花样,这就叫做造园术了。艺术家没有机会展示他们的才能,谁是园林师无关紧要。一个种菜的人可以挑战一位克劳德,一个乡巴佬会赶走一个普桑。平庸之徒可以不做必须做的事情,最优秀的人则止步不前。但是只要采纳了一种较好的风格,花园就是合于自然的,但又与粗俗的自然毫无相像之处;它是新颖的,但又不做作;它是不同寻常的,但又不铺张放纵。观者会享受到愉悦,注意力能维持住,好奇心被激发出来,心灵会因各种对立的情感而激动。这样的花园,各个部分的安排是必须的。园艺家必须是有天分的人,是有经验有判断力的人,他感觉敏锐,足智多谋,富于想象力,对于人类心智的一切情感都了如指掌。[9]

 

查兹沃斯庄园


正如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首先强调的是建筑师的素质和教育,钱伯斯在此书中也强调了园林设计并非是一个普遍园艺匠所能胜任的。园林设计应该有统一的风格,因为它是一门超越其它造型艺术之上的一门综合性艺术。


钱伯斯自认为自己是有这个资格的,他曾经到过中国,也发表过一系列介绍东方文明的文章。在此书中,他不仅将以前写的东西综合进来,还将后来收集的资料也写了进去。虽然钱伯斯对中国园林的认识尚不全面,可能会产生某些误解,但其实中国人历来也并不重视对造园术的理论总结研究,直到晚明时才出了计成的《园治》。对欧洲人而言,要想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园林的本质精华,在语言上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尤其是中国园林的意境来源于文学和诗歌,欧洲人的理解往往仅停留在表象上。马国贤的铜版画可以较真实再现避暑山庄三十六景的图像,但准确的透视关系并不一定能表达中国园林的意境,而且题画诗一经翻译成意大利文,便会使人感到索然无味,甚至引起误解。钱伯斯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他在《设计图集》一书中就曾写道:“我在中国所见到的花园都非常小,不过从这些花园以及一位著名的中国画家李嘉(Lepqua)那里了解的情况来看,我想我已经获得了关于园林的观念,我曾与他数次就园林进行了交谈。”[10]就东方的基本造园观念而言,他的理解大体上是值得肯定的。

 

  

苏州留园


在《中国人的造园艺术》和《论东方造园术》中,钱伯斯涉及到了中国园林艺术的方方面面,从叠山理水、点景建筑到字画楹联,从花草树木、珍禽异兽到声响效果。他的基本方法是将中国园林作为正面样板反衬英国园林。第三人称“他们”是他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他不厌其烦地描述中国人在园林方面是如何做的,接下来谈“我们英国人”是如何做的。如关于园林小径与步道的设计:“他们在设计弯曲小路时,小心避免生硬的或不自然的曲线,尤其避免我们英国园艺家所喜爱的那种规则的曲线。沿着这些一成不变的、统一的、起伏不定的路线行走,就是在追寻着世上最不自然的、最造作的、令人厌倦的东西。”[11]他批评英国人过度搬用画家贺加斯的“美的线条”于园林设计,即S形曲线,这也是布朗设计中一成不变的要素。

 

贺加斯 《时髦的婚姻》

1743年 布面油画 69×89CM

伦敦国立画廊


钱伯斯十分敏锐地抓住了中国园林的两个主要特色,假山的营造和对水的喜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叠山和理水。他不仅描述了中国人处理水流和小瀑布的技艺,也注意到在小型园林中,“他们常常将几乎所有地面都布上水,只留出一些小岛和岩石。”他的论述,得到了同时代欧洲文献的佐证,如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Pierre Martial Cibot)的《论愉情悦性的中国园林》(Essai sur les jardins  de  plaisance  des  Chinois,1782)。[12]

 

 

苏州艺圃


除了对具体的园林设计细节进行描述之外,钱伯斯还对其审美范式进行观照。他将中国园林分成三类,即“愉悦之景”(pleasing scene)、“恐惧之景”(horrid scene)和“迷情之景”(enchanted scene)。他的这一理论在《中国人的造园艺术》一文就已经提到:


他们的迷情之景,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于我们的浪漫风景,在此种景致中,他们采用了一些技巧来激发惊奇感。有时,他们让湍急的河水急流流过,让哗哗的水声冲击初访者的耳朵,但他并不知水流来自何处;有时,他们叠石架屋并布置其它物件以经营构图,凭借这种手法,可使风吹过各种缝隙和孔洞,造成奇特诡异的声响。他们将各种怪异的树木和植物引入景中,形成了人为的复杂回响,还放出各种珍禽和异兽。


他们的恐惧之景,运用了危石、黑穴和山上奔流四泻的湍急水流,树木奇形怪状,似乎就要被猛烈的风暴撕成碎片。有些树木被冲倒并阻碍了滔滔不绝的急流,像是被狂怒的洪水裹携而下,另一些看上去像是被雷电劈碎而四处散落。一些建筑已成废墟,另一些被火烧毁,散落山间,直接暗示了居民的悲惨情状。一般而言,紧接着这些景之后的是愉悦之景。[13]

苏州环秀山庄北部山峦


“愉悦之景”是不需要进一步给出例证的,人所皆知。钱伯斯所论这三类景观,是与当时英国作家美学讨论中的审美范畴相对应的:“愉悦之景”对应于“优美”,“恐惧之景”对应于“崇高”,而“迷情之景”则对应于“如画式”。“如画式”成了优美与崇高的中间项。


“如画式”的概念从批评、实践上升为理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过程,它出现于18世纪20年代,到了六十七年代理论探讨日益增多。其中最重要的有惠特利(Thomas Whately,1726-1772)于1770 年出版的《关于现代园林设计的意见》(Observations on Modern Gardening),明确了如画式与风景画的联系,并试图将园林设计提升至自由艺术的高度。他分析了现代园林设计的五种基本“材料”,即土地、树木、水、岩石和建筑。惠特利强调了由景观所引发的情感和联想的重要性,尤其是character(性格)的理想属性与道德属性,这是他景观理论的要点。1782年,沃波尔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现代造园术》(Essay on  Modern  Gardening),提到了现代人的中国趣味。接下来作家吉尔平(William Gilpin,1724-1804)进一步定义了如画式的概念:“如图画一般的美”,并根据他所了解的风景画来解释“如画式之美的基本原理”,认为正确的如画式风景有两个因素是最重要的,一是肌理,一是构图。这两个概念都取自于绘画。肌理指画面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或光洁或粗糙的质地或质感,构图则是对画面上众多要素进行安排和组合,类似于谢赫六法中的“经营位置”。1783年布朗去世后,其地位被雷普顿(Humphry Repton,1752-1818)所取代,他在布朗的基础上将如画式向前推进了一步,尤其是他巧妙地将庄园周边如教堂尖塔等因素组合进视野,好像建筑是他设计的一部分似的,类似于中国园林中的“借景”的手法。

 

苏州环秀山庄西北部次山临池石壁


在90年代如画式园林的争论中,古典学者和鉴赏家奈特(Richard Payne Knight,1750-1824)和作家普赖斯(Uvedale Price,1747-1829)差不多同时发表了对雷普顿和布朗的攻击,批评他们那种平滑弯曲的曲线,乏味又不自然。他们提倡的是根据风景画设计的崎岖、粗砺、复杂的景观效果。普赖斯出版于1794年的《论如画式》(Essays on the Picturesque)无情批评了雷普顿和布朗的园林设计手法,他通过洛兰、普桑和华托的风景画来理解园林设计,强调的是绘画与园林设计两者之间的区别。他对于景观设计中的蜿蜒弯曲的步道和水渠不以为然,更反对一簇簇年代相同的树木,这根本不是自然界生长出来的植物。普赖斯看重的是时间在景观设计中的重要性,以及自然界中的偶发因素。更重要的是,普赖斯将如画式提高到一种审美范畴,置于伯克的“优美”与“崇高”的中间位置。他认为,“如画式”不仅与“优美”不同,甚至表现出与“优美”相反的特性。

 

华托 《舟发西苔岛》

1717年 布面油画 129 x 194CM

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藏


由此可见,钱伯斯的东方园林理论,尤其他对中国园林做出的分类,二十年后在普赖斯的理论中以更为系统的面貌反映了出来。从早期18世纪初叶如画式观念的兴起,到18世纪末的如画式争论,英国的园林理论与实践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即从肯特与布朗的早期简单的、不自然的如画式,到世纪末的生动、不规则的、偶发的如画式。在这一转向中,钱伯斯的批评和中国园林的启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注释:

[9]Ibid., 1773, pp.106-107.

[10]转引自R . C . Bald , “Sir William Chambers and the Chinese Garde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11,No. 3 (Jun., 1950), p. 296.

[11]William Chamber, 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 London, 1773, p.55.

[12]收入《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及其他之论考》(《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c des Chinois parles Missionaires de Pe-kin)第八卷(1782)。

[13]珀西主教(Bishop Percy)编,《中国杂记》(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1762),第二卷,第131-133页,转引自R. C. Bald, “Sir William Chambers and the Chinese Ga rde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11, No. 3(Jun., 1950), p. 299.

[14]转引自R . C. Bald , “Sir William Chambers and the Chinese Garde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11, No. 3(Jun., 1950),p. 289.






本期编辑:郁   甜

沈子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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